青海新闻网讯 格尔木市大格勒乡被誉为中国有机枸杞之乡。提起龙羊村的老支书秦正江，全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上个世纪80年代，秦正江就成了大格勒乡首批“万元户”之一，在村里第一个买上了拖拉机。他也是村里早早开上小汽车，住上小洋楼的人。那时候的“万元户”是很多村民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越来越多的村民找到了他，希望跟着他打工挣钱。秦正江组织村民成立了大格勒乡首支农民包工队。

　　秦正江得到了村民的信任，被选为大格勒乡龙羊村的村委会副主任。

　　秦正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担子。出门打工，靠得是力气，但村子里老人多、妇女多，他们的收入更多是来自家里的承包地。但一亩地靠种麦子，卖不了多少钱。

　　躺在自家的炕头上，秦正江辗转难眠。他找到村委会一帮人合计，一晚上过去了，大家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种菜。

　　第二年，大格勒乡的土地里破天荒第一次长出了莴笋。为什么要种莴笋，秦正江有自己的想法：种植莴笋，不需要太难的技术，只要定期浇水施肥就行。而且最重要的是，每年六七月份，由于气候原因，内地的莴笋全都下市了。而大格勒乡的莴笋这时刚刚上市，不愁销路。

　　有思路，有眼光，有魄力，有干劲。大格勒乡的莴笋一下子销到了西安等地，“每亩地收入两三千元，比种小麦翻了好几番。”村民们高兴地向秦正江报喜。

　　但好景不长，几年后，莴笋的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价格一跌再跌，有好些村民，宁可让莴笋烂在地里也不去收割。

　　莴笋种不成了，那就种大蒜。2000年前后，大格勒乡的紫皮大蒜异军突起，口感好，辣味足，远销东北、四川等地。大格勒乡的大蒜非常抢手，就连格尔木市里的人，也要四处打听，才能买到大格勒乡的大蒜。

　　大蒜一斤虽然只卖一元左右，但大蒜的产量高。亩产能达到三千斤，这样一来，村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秦正江也从村委会副主任，当到了村党支部书记，并且连选连任。

　　那一年，秦正江和村民们商量，希望村民种枸杞。村民的头摇成了拨浪鼓：“秦支书，你开啥玩笑哩！大蒜种的好好的，种什么枸杞。好好的地，种上白剌，地不就等于撂荒了嘛。”

　　秦正江胸脯拍得震天响，“专家都说了，只要种了枸杞树，就等于种了一棵摇钱树。苗子和化肥全由政府购买，不要你花一分钱。”虽然政策优厚，但任凭秦正江和乡干部把嘴皮说破，村民们就是不种。有的村民抹不过面子，当着秦正江和乡干部的面，把枸杞苗子种到地里，几天后又偷偷拔了扔掉。

　　秦正江和村干部带头，把自己家里的地全部种上了枸杞。

　　没想到，第二年枸杞就挂了果，比专家预计的还早了一年。虽然还没到丰产期，但每亩地的枸杞已经卖到上万元，比起大蒜的收入又翻了几番。

　　村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纷纷种起了枸杞。秦正江把在宁夏学习的枸杞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大家。

　　枸杞种得多，采摘又成了问题，采摘工要么供不应求，要么就是找不到活。秦正江就合理安排枸杞采摘琢磨出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即“采摘工统一签合同、统一安排住宿、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待人和善、互讲诚信”的人性化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后来被命名为“秦正江模式”并在大格勒乡全面推广。

　　收入越来越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买了小汽车，不少村民搬进了小洋楼。乡政府也帮村民规划，修起了一处别墅群。

　　今年村里换届，秦正江又高票当选龙羊村的党支部书记。但秦正江却向组织提交申请，希望辞去党支部书记一职。

　　乡干部和村民都急了，纷纷跑到秦正江家里挽留他，“老支书，过去你吃了很多苦。现在条件好了，操的心也少了。你就再干一届吧，我们离不开你。”

　　但秦正江一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已经56岁了，而且孩子们让我到城里带孙子，以后到农村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不到村里，不住在炕头上，怎么能当好村党支部书记。你们让我当，我自己也不安心啊。”

　　秦正江躺在城里的大床上，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仍然是村里大片大片的枸杞地，和枸杞地里燃起的火红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