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在试点推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的同时，政府、社区、企业合力帮忙，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融入城市。

　　刚刚在中山格兰仕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了三天，来自四川泸州的刘新就和两个老乡“转战”到惠州，辞职原因是加班时间长。

　　东莞裕元鞋厂的张明不满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保，和多名工人上街抗议。

　　租住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德围一家民房的王晓昆，最爱的娱乐活动是下班后搓几局每小时5块钱的桌球，然后回去睡觉。

　　他们都是在珠三角工作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来自农村，渴望融入城市，追求有尊严的生活和体面的劳动，却由于制度原因、自身技能缺乏和教育程度的不足，在“融城”的道路上彷徨踟蹰。

　　2010年，广东省中山市开始试点推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如今，“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已成为中山市户籍二元壁垒渐进式突破的城市名片，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提供了样本。

　　积分入户：努力就有机会

　　2010年至今，“积分制入户”已使10765名流动人员获得了入户资格，包括随迁和投靠人员，预计有3万人通过积分制入户中山。

　　“在成功入户的10765名流动人员中，取得16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年龄积分的有6460人，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占了相当大比例。”中山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积分制管理科李有林对本刊记者说。

　　根据《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规定》，户籍不在中山市，已办理《广东省居住证》，在中山市连续工作1年以上(含1年)的人员，由其本人申请并经市相关职能部门核实，纳入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范围。

　　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计分标准由三部分组成，即基础分、附加分、扣减分。其中，基础分指标包括个人素质、参保情况和居住情况三项内容。附加分指标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急需人才、专利创新、表彰奖励、社会贡献、投资纳税、卫生防疫、儿童随行卡办理、住房公积金缴交、社会教育、基础教育等十一项内容。扣减分指标包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和违法犯罪两项内容。积分累积达到30分或60分的流动人员可以根据积分情况享受相应的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入户等服务和管理待遇。

　　“踮踮脚，摸得着”。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满足“初中文化程度、办理居住证、未婚、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缴纳社保”等基本条件的积分就可超过50分，不足60分的部分只要通过提高技能、参加志愿服务或其他社会贡献就可达到。

　　“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这体现了中山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正向引导。”李有林说，积分制在为新生代农民工取得城市户口创造可能的同时，其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形成了对这个群体的社会规范引导，对外传递出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参与慈善公益活动和强化公民意识的强烈信号。同时，积分制入户政策也以一种渐进式户籍改革模式和有效供给的公共服务模式，对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心理隔阂和对立情绪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李有林介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要解决他们的需求，这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和政策着力点。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他举例说，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80后”群体的积分入学需求更为迫切。2010年以来，积分制入户的申请人数一直稳定在3700人左右，而积分制入学的申请人数则逐年递增，2013年超过15000人。为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入学方面的迫切需求，中山市2014年将把积分入学指标从2013年的8000个提高到13000个。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入学教育时间连续稳定，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创造了更多可能。”李有林说。

　　探索社区融入

　　对超过165万的中山市常住外来人口来说，通过积分入户的外来人员仍然是“幸运儿”。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需要其他社会系统的支持。

　　2011年，中山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和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对全市新生代农民工所做的调查显示，超过53%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兴趣参与中山组织的各类集体活动，却不清楚参加途径，这直接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流入地社区的认同感。

　　受访专家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组织就是融入了城市，这种再社会化过程可超越户籍的外在屏障，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灵上产生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认同感，从而融入于城市社会之中，全面提升适应城市社会的程度。为此，“异地务工人员社区融入模式”正在中山辖区内多个镇区试点探索。

　　中山市社工委社会建设指导科科长朱代荣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山市超过70%的行政村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出现倒挂，而传统的农村服务管理未能覆盖外来人口，造成流动人口的社区归属感不强，“候鸟心态”明显。

　　“由于中山的产业集聚向镇村延伸，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中山的农村社区。为促进他们的社区融入，我们正在探索‘2+8+N’社区融合模式。”朱代荣说，这个模式的核心是使农村社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促进异地务工人员参与基层民主，为其群体诉求上达提供通道。

　　“2+8+N”模式中，“2”指各村居组建社区服务中心和农村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8”指各社区服务中心承担党员服务、群团和志愿服务、民政残联、劳动社保、人口计生、文化体育、国土城建、综治信访维稳等8项职能;“N”指NGO，即社区社会组织，首次明确NGO构成社区治理板块。

　　南头镇南城社区是中山市“2+8+N”模式的首批观察点。社区辖内的长虹电器、TCL等家电企业吸引了超过2万名外来务工人员，是本地居民的两倍，其中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该社区从农民工流出地较为集中的四川、江西和广东潮汕地区分别推选出一位异地务工人员代表作为该居委会特别委员，参与社区治理。

　　来自江西的“特别委员”彭华说，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比较简单枯燥，而其社会交往愿望又非常强烈，为此，他们提议建设了南城社区活动中心，外来工可以在此健身、娱乐、休闲。“每月一次大型晚会，每天晚上都有大大小小的活动。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迷恋麻将和桌球，他们观看、参与节目表演，通过多种社区活动和本地居民融入在一起。”

　　不少80后外来工面临着子女入学的问题，无法安心工作。来自四川泸县的“特别委员”付柱将该问题反映到社区，提议建设外来工子弟学校。不久，社区和当地政府引进了一家民办学校，解决了1500多名外来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付柱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上学无忧，他们才能安心工作，也提高了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企业帮忙提升专业技能

　　1981年出生的胡辉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农村家庭，中专毕业后来到广东打工。他从工厂的生产操作员做起，历经供应、采购、研发等岗位，如今已是中山大洋电机有限公司的一名产品设计师。2013年，他成功申请了积分制入户和积分制入学，不但拿到了中山户籍，小孩也可以就读中山的公办学校。

　　“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一样，我也希望通过打工提高个人能力并寻找事业发展空间。”胡辉对本刊记者说。由于学历不高，他报读了山东大学机械电子自动化专业的自学考试，并取得了专科学历，现在正在攻读本科。

　　胡辉说，他所在的公司鼓励员工提高专业技能，为他提供了总学费30%的资金补助以完成学业，而技能和学历的提升也使他的职位步步晋升。“企业文化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提供了一种学习和上进的氛围。我就是受益者之一。”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谢冬根对本刊记者说，公司已经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单一重复的流水线作业，他们有着强烈的学习进修愿望。为此，公司为在岗员工提供了常态化的技能培训，对刚入厂的新员工实行师徒制技能训练，老员工手把手教，公司为师傅提供奖励性补贴;为在职的年轻员工提供“三鹰”训练营计划，从“雏鹰”到“飞鹰”再到“雄鹰”，每一阶段都安排内训师和外训师授课，每位在职员工都可以报名并有机会参与培训。

　　“每个阶段的培训之后都有结业证书，证书跟员工的业绩考核、薪资标准、职称认定等密切挂钩。”谢冬根说，这不仅建设了公司的人才梯队，更让有进取心的新生代农民工提高了职业技能，为其在公司的晋升打通了向上渠道。

　　来自湖北随州的沈清泉正是这项培训计划的受益者，如今他已是该公司分厂的一名管理干部。他说，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发展、学到技能，但是很多公司在技能培训上做得不够，也导致了频繁的员工流动。“我们是否愿意融入企业的标准之一，就是企业是否提供技能培训，是否可以从中学到更多知识。”

　　沈清泉说，企业是否实行人性化管理、是否有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也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看重的。他说，刚来到这家企业时没有归属感，觉得自己早晚要回去。但他发现，公司的温情文化使他慢慢融到了这个“大家庭”中。去年，一位贵州的年轻外来工因父亲患重病需要回乡，公司得知他家庭拮据后启动了“互助基金”，为他提供了5000元的费用补贴家用。

　　“融入城市是我们的梦想。但首要的，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沈清泉这样认为。□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田建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