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记者岳三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今起召开，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在谈政商关系的演讲中警示，有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梳理发现，商人谋权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直接攫取权力，以及利用官员做幌子当地下组织部长。

　　直接攫权，比如四川黑老大刘汉连任三届省政协委员，其中两届还是省政协常委。间接用权，比如地产商人赵晋，一个人牵出至少6名省部级腐败高官，其中3人还是他“爹”。

（四川黑老大刘汉失控痛哭）

　　直接攫权：女商人摇身变副县长

　　杨晓渡在谈到“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时指出，有些企业家特别愿意同政府官员打交道，有两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一种是资本希望求得一种照顾，但有违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从政府角度看，一些官员为了一己之私，利用手中权力涉租寻租，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大搞利益输送、大发不义之财，这有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旨。”杨晓渡说。

　　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梳理发现，商人谋权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直接攫取权力，以及利用官员做幌子搞地下谋权。当然两者时有交叉出现。

（女商人王辉）

　　就直接谋权，山西吕梁“经商15年，一夜变副县长”的例子比较典型。

　　据《潇湘晨报》报道，吕梁下属的文水县有一名叫王辉的女商人，1992年后随丈夫去外地经商，成立了一家集团公司。

　　经商15年后，生意成功的王辉在2007年底进入文水官场，2010年4月，她升任县政协副主席，2011年6月，改任副县长。

　　据文水当地官员介绍，王辉在北京做生意期间，扩展了自己的人际圈，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吕梁市委书记的聂春玉，由此回到了家乡。

　　据《经济观察报》2012年的报道，在选举县政协副主席现场，一位政协委员称，“选王辉当政协副主席是县里的一个政治任务，市领导对县委书记说，如果她选不上，你这个书记就别当了。选不上，政协主席也当不长。”

　　非但如此，连时任文水县政协主席王志刚都被吕梁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找去谈话，要求“保持好的局面，一定要保证选举成功”。随后，文水县政协专门给政协委员中的党员开会，要求与市委保持一致。

　　最终，全县197名政协委员投票选举后，作为唯一的候选人，王辉以120多票当选。

　　2011年6月王辉当选副县长时，聂春玉获升迁，成为山西省委常委，权力更大了。

　　为了让王辉选上，文水县要求各乡镇的人大主席保证选票，“哪个区丢了票，出了问题”，就要免职。就这样，一个女商人短短4年内就成了副县长，官场之路一片光明。

　　直接攫权：黑老大三进省政协

　　如果说女商人王辉攫取副县长一职，仅仅是个副处级而已的话，有的商人则更为大胆，他们的手段甚至伸到了省里，比如此前引起广泛关注的四川刘汉刘维特大涉黑案。其中，刘汉就有个鲜亮的头衔——四川省政协常委。

（刘汉参加政协会议）

　　2014年4月，《湖北日报》刊发公安机关侦破刘汉刘维特大涉黑犯罪集团纪实文章《雷霆捣黑利剑除恶》。

　　报道披露，1993年以来，刘汉与刘维等人通过开设赌博游戏机厅、经营建材、从事期货交易等活动，逐步积累经济实力。2000年，刘汉将汉龙集团总部迁至成都，进入矿产、电力、证券、股票等行业非法谋取暴利。同时，用金钱铺路，向当地政权组织渗透，获取九届四川省政协委员、十届及十一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等头衔。连他的马仔——团伙成员孙某都是四川省人大代表、绵阳市人大代表、德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戴上省政协常委等光鲜的“红帽”的后，刘汉凭此政治身份暴力敛财400亿，购置车辆数百辆，其中不乏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等大量顶级豪车。不但有经济利益，他还凭借政治身份为黑社会行为寻求捷径。

　　报道披露了一个细节：2009年的广汉闹市区枪杀案发生后，警方根据掌握的线索传唤刘维到公安局接受讯问，刘汉以四川省政协常委的身份打电话给省公安厅某领导，说“家里人等着他吃年饭”，要刘维回家。一个小时后，刘维便被放回。

　　正是刘汉凭借职权关系处处妨碍办案，使得枪案主角——刘维5年都无法归案。

（刘汉之弟刘维）

　　同样是在2014年刘汉刘维案宣判后，《第一财经日报》曾梳理了2004年起长达10年的23例较大型、由官方媒体通报的商人涉黑案件。报道发现，其中有10人曾出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9人参与过慈善事业，甚至还有全国闻名的“慈善家”。

　　比如原长春吉港集团公司监事局主席桑粤春，1998年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新华网报道称，桑粤春之所以能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混混摇身几变，成为“红遍”黑白两道的民营企业家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全国人大代表”这个“红顶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桑粤春任职的四年中，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通过骗取贷款和政府资金、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占用他人资金等手段，使其事业飞速发展。直至2002年10月22日，桑粤春被刑事拘留。

　　间接谋权：商人当地下组织部长

　　除了王辉、刘汉、桑粤春等直接攫取权力的类型，商人谋权还有一种极为隐蔽的形式——藏身官员幕后，做地下组织部长、关键商人。

　　去年9月，《法制日报》曾盘点过这类商人的代表。报道称，刘卫高、赵晋、徐明、周滨……近年来，伴随着众多高级别官员的落马，一些“关键商人”的名字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部分官商勾结现象已不是简单的经济性腐败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问题，一些商人不仅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获得垄断经济利益，有的甚至成为“地下组织部长”。

　　去年2月，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曾梳理了地产商人赵晋的利益圈，发现至少有6名“落马”的省部级干部与他有关。

（赵少麟受审）

　　其中3人是他“爹”。其父赵少麟，曾任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在退休8年后被查；第二个是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他是赵晋的“干爹”；第三个就是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赵晋是其妻子的干儿子。

　　另外3人则是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以及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

　　他们的勾连关系多是为了谋利。比如检察机关在指控王敏的起诉书中称，其利用担任山东省济南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山东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晋等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开发、职级晋升、工作安排等事项提供帮助。

　　至于“地下组织部长”， 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则颇为典型，其被称为“山西首富”、“三晋首席煤老板”、“山西赌王”、“太原地下组织部长”……

　　2014年8月，《华夏时报》曾报道，“张新明江湖气很重。”太原市一位公务人员表示，“他很张扬，什么事情都敢做，我曾听到过他在电话里骂太原一个部门的副局长，全然不顾周边什么环境，有没有人。”

　　一个月后，《山西日报》发表评论痛斥“商人当地下组织部长”。文章称，山西政治生态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干部腐败多发连发与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如孪生兄弟，如影随形。

　　近期查处的腐败案件表明，选人用人风气不正表现多样，有的甚至以煤为媒、以地为媒，商人为官员出钱、官员为商人输利，商人充当地下组织部长、票子厚度决定升迁位置等等。如此选人用人，如此错误导向，影响恶劣、误党害民，刷新吏治、势在必行。

　　反围猎：清除党内政治隐患

　　新型的“政企”关系该是怎样的状态？概括起来，其实只有两个字——亲、清。

　　在今天的演讲中，杨晓渡表示，亲是团结、协同、互相尊重；清则是清白干净，政府廉洁，企业规矩。“我们坚持有腐必反，老虎苍蝇一起打。我们严肃查处潜规则，严防暗箱操作。特别是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案件，着力清除党内的政治隐患。”杨晓渡说。

　　同样是在今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反“围猎”，是领导干部“必答题”》。文章称，“反围猎”自律和他律一个都不能少。

（何家成受审）

　　关于自律，“围猎者”为什么能长驱直入、手到擒来，真的是因为手段太高、花样太多、套路太深而导致防不胜防吗？错了，“高飞之鸟，易死于食；深潭之鱼，易死于饵”，心存贪念、私欲膨胀、利字当头，用权先问对自己、亲人、家族有没有好处，自然就会城门洞开、防线失守。

　　加强他律方面要认清，“围猎”的实质是搞利益输送、权钱交易。要阻断这种交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断压缩“围猎”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

　　在最后，文章表示，反“围猎”是一个化“软肋”为“铠甲”的过程。是一见诱惑就丢盔弃甲、缴械投降，还是不忘初心披坚执锐、正道直行——一个人最终得到的，还是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