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已经成为雅安市各级推进社会组织建设的主要平台

　　2014年6月，杨俊熙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附近某市通过人才引进计划，把他招录为公务员。在别人眼中，这算是体面工作。3个月后，他却辞职了，转而回到公益圈。

　　团雅安市委帮着他注册了雅安市绿风公益服务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他承接了“儿童之家”社会服务项目，为留守儿童提供社区教育、科普实验、课外阅读等活动。他带着工作人员调查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并组织孩子参加暑期夏令营。

　　根据雅安市官方提供的数据，2013年“4·20”芦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先后有700多家社会组织、1.8万余名志愿者在当地参与抗震救灾。其中，不少年轻人带着项目留下来参与重建。而雅安也走出了一条公益人与政府愉快“玩耍”的新模式。

　　第一次遇见上访户

　　都说外来和尚好念经，对志愿者队伍来说并不如此。

　　第一次与刘永光见面，是在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新村文化活动中心。刘永光负责的四川光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光华社工”）雅安办事处就设在这里。

　　“这座楼的建设就花了500万元。”刘永光他们当时联系了李嘉诚基金会给当地捐建了这座楼。刘永光还向雅安市群团组织申请，留下社工为村民服务，很快得到了同意。

　　2014年4月，七八个年轻社工入驻村里，在村民质疑的眼神中，搅动了村里的一汪春水。有村民好奇地倚靠在办公室外门口，问他们来村里图啥。还有的村干部怀疑，这群好事者与自己“争权夺利”。

　　刘永光心里很坦然，“毕竟得到了官方认可”，但说实话，如何开展工作，他心里也没底。他琢磨了半天，决定“从镇政府要低保名单，先让社工走访村民搜集需求”。

　　扑通一声，龙泉村一个上了年纪的村民二话没说，直接给社工跪下。他满口土话，住着土房，跟儿子一起生活，还有一个聋哑弟弟。他给社工反馈一个重磅的信息——村干部长期欺压他。

　　“这还得了？”刘永光坐不住了，带着社工敲开镇里书记的办公室，还没等他说完，一旁的镇干部就把话打断，再把老汉的“苦水”大致复述了一边。实际上，这位老汉有些偏执，所有的事情都是猜测的，整天要闹着上访。社工再次去他家核实，见到了老人的孩子，发现老人之前所言都是子虚乌有。

　　现实给刘永光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老上访户不一定占理，政府也有难处，毕竟力量有限，很难触及他们背后的精神需求点。刘永光给社工开出“药方”，常去看看这个老头，当然不是空手去，时常提溜点儿东西，送床棉被送袋米。

　　社工们的认真劲儿，倒是让当地干部看在眼里。渐渐地，过了磨合期，村干部、村民对社工的误会也少了，工作更好做了。刘永光认为，社会组织并不是来争权的，而是扮演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中介角色。

　　管闲事的误会

　　玩转民非，52岁的芦山县飞仙关镇飞仙村村民廖阿姨做到了。“芦山县友邻之家公益发展中心”是她专门跑到县城注册的社会组织。

　　说起为什么要转型做公益人，她指着一旁的人说：“还得感谢周老师。”

　　周老师年纪并不大，大名周驭让，1989年出生，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雅安项目（以下简称“爱有戏”）负责人，芦山地震后他的同事来到当地救灾。廖阿姨觉得他们不容易，主动当起志愿者，帮着他们做饭、和村民沟通。

　　在重建阶段，周驭让从成都组织了一批爱心书包，请廖阿姨帮忙发放，对象是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的孩子。书包发完了，村民却不理解，认为“都是乡里乡亲，凭什么只发给他们”，一下子把矛头指向廖阿姨。

　　周驭让觉得有些内疚。他当时正好争取到“我爱·我家”项目，“当地留守儿童比例高，不如干脆办一个‘四点半课堂’在村里落地”。他找到廖阿姨，没想到廖阿姨一口答应。

　　廖阿姨拉上比她年纪小的周阿姨，买来6张小桌子，十几张小板凳，一块大黑板，3个玩具木马。她们还在村里人最聚集的茶馆，向村民宣讲“四点半课堂”。2016年春节后，“四点半课堂”开班。一开始，村民不相信有免费的好事，后来口碑慢慢传开了。“四点半课堂”平时有七八个孩子，周末能坐满十多个孩子。

　　“我们主要是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孩子有问题就先放着，等周末，四川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来了一并解答。”辅导孩子有些力不从心，大学生是她搬来的“救兵”。

　　如今，初中毕业的廖阿姨也不再“惧怕”微博等互联网产品，村里有啥活动，就在“芦山县友邻之家公益发展中心”微博发出去，顺便＠当地媒体。

　　别以为她们图钱——廖阿姨每月只有1300元的报酬，其他人每月1100元。项目经费6万元，这笔钱由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出。照看留守儿童，看望退伍军人，给村里老人办茶馆……廖阿姨的项目有些多，但好歹运转起来了。

　　“当地的社会组织一定要靠当地人来办，提高他们的组织能力，社会组织才有生命力。”80后张大龙是爱有戏的副主任，从如何贴发票到如何与政府沟通，双方通过微信来沟通。

　　动刀改革群团

　　在公益圈中，有公益人不愿意与政府打交道，一来部门太多，怕不好打交道，二来官气太重，担心项目被卡。

　　公益人与政府怎样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年轻的周驭让刚来雅安时，也将信将疑。他没想到，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给“爱有戏”提供了一间办公室，虽然不大但能排摆下两张办公桌，水和电免费，还能得到周到服务。

　　在先天基因里，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并没有“官气”，既不是党委机关，也不是有社会管理职能的部门，班子成员由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侨联等群团部门抽调干部组成，工作人员是社会化招聘的志愿者。

　　设立的过程中，该机构没有增加一个编制。在官方的定位是：“充当起政社协同、社社协作的实体平台”。

　　2015年12月4日，雅安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成立，接收本地处于初创期的社会组织入驻中心进行培育孵化，首批入驻53家。开放是这里最大的特点，每个楼层都有连片工位，根据不同组织，各自划分区域，用水、用电、网络等基本服务免费，先后有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等82家机构入驻这里。

　　任昌蓉是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主任，她向记者介绍说：“上述社会组织在乡镇、社区建立258个社会服务项目点，组织动员5400余名社工和志愿者扎根灾区，开展就业创业帮扶、心理咨询、义务支教、儿童关怀、防震减灾等常态化服务，直接服务对象有20余万人次。”

　　在这里，每周一，群团服务中心会发布本周全市社会组织活动预告，她说：“每周五前社会组织会把下周计划、开展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参与人员等信息报到市中心，中心统一公布。”

　　团雅安市委副书记饶熹，是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副主任，他告诉记者，他日常办公在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有事回到团委，“在这里和团委两头跑，给公益组织协调资源”。

　　2015年10月26日，雅安市给社会组织“松绑”，印发《雅安市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十条措施》。提出放宽登记管理权限、降低注册登记条件、建立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加快社工人才培养、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本土化发展的困惑

　　哪个行业都缺人才，公益也不例外。有一名与社会组织打交道多年的官员透露，在当地民政部门，只有一名社工专业出身的工作人员，发生地震之前，当地都没有像样的公益组织，更别谈社工人才。

　　“要有本土人才！”饶熹说。

　　2015年5月，雅安市开始实施1500名本土社工的培训计划，政府每个人投入5000元。刚开始时组织这类培训并不容易，自愿报名参加培训的人员很少。群团中心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后来，报名非常踊跃，人员每期都超额。

　　第一批培训了156名专项志愿者，为期一个月，从ABC的理论开始，算是初级培训班。为了让年轻人“上道”，实务才是重点。学员中除了本地参与公益的年轻人，还有社区工作人员、乡镇工作人员及群团干部。

　　饶熹说出了培训的门道：“很多人对公益不了解，经过对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普及培训后，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方便了。”

　　2015年年底，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发布了“我爱·我家”社会服务项目。最终评选出49家符合要求的本土社会公益组织，该项目每个点经费为5万元，资金总额达到500万元。项目同时整合南都公益基金和壹基金的资源，专门对承接“我爱·我家”项目的49家社会组织进行能力提升。

　　齐华栋是四川农业大学社工系副主任，他把雅安的社会组织发展分为三个“入场”阶段：第一阶段是2013年地震之后，基本是协会性质的公益人入场。第二阶段是2014年，当地没有新的社会组织成立，以“爱有戏”和“光华社工”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入场，从事培养能力建设。第三阶段是2015年，雅安开始了“千人计划”，购买服务项目、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组织的培育，100多家本土组织入场。

　　“外地的组织退出差不多了，留下了一些培养社会能力的，本地的社会组织逐渐增多。”齐华栋也意识到，不是撒下种子就能马上成为参天大树，改革的特点就是从上而下。

　　这些本土社会组织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公益人担忧，如果政府资金“断炊”，很多社会组织会“倒下”。不少人担心，政府对公益组织“大方”的资助能否持续。

　　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公益人直言：“雅安是一个示范，自上而下进行大群团实验，可是其他地方没有动。这个组织没有公章，没有明确的身份，一个‘拼盘’发挥不了实质性的联合作用。”

　　他还担心，大群团的组织模式，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太大，一个人一个思路，对于工作开展也不是有利因素。

　　齐华栋对此提出建议，下一步雅安当地社会组织若要实现持续性发展，一是通过引导性的政府购买项目促成社会组织间在服务领域和服务环节上的分流；二是发育平台型社会组织，使得一些发展较好的组织形成引领，促进雅安社会组织生态圈的形成；三是雅安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城市和未来大灾难的社会组织应对有很多参考；四是大规模促发并“断奶”之后，社会组织的发展会有一个阵痛期。“还是要呵护这些社会组织，避免回到地震前公益或社会组织的荒芜状态。”他说。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