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省贪污过亿的官员，既有部级，也有厅级，还有处级。腐败形势之严峻，让人大开眼界。

　　河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景春华，被指控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6000多万，另有8600多万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加起来近1.5亿元。

　　承德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刚，被起获赃款现金1亿余元；河北融投集团原董事长李令成十八大后仍不收手，涉案金额超过2个亿。

　　“小官巨贪”马超群，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家中被搜出1.2亿现金、68套房产、37公斤黄金。

　　中纪委专题片《永远在路上》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地方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党委一把手难辞其咎。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不仅公开放出反腐败工作要放一放、缓一缓的言论，甚至直接插手干涉纪委的工作——一个市委书记本来应该早抓的，但是一直拖着不抓，中纪委催问了才抓，还有几个市级领导、厅级领导本来都应该抓的，最后都在我所谓的把握之下没有抓。

　　省委书记带头腐败、干涉办案，下面的领导干部大肆贪贿、盘根错节，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履行监督责任的纪委书记该如何破局呢？

　　河北省纪委书记陈超英，也在中纪委专题片中亮相。2014年8月，他从辽宁调到河北工作。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太多纪检工作的履历，是从系统外选拔而来的。

　　长安街知事APP发现，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河北的反腐成绩非常突出：省委常委班子中，拿下了书记周本顺、秘书长景春华、组织部长梁滨和政法委书记张越；2015年巡视监督覆盖全省，发现线索是2014年的3.2倍；此外，像上文提到的一批巨腐官员也随之被查处。

　　在中央巡视组公布的问题清单中，河北省被指“小官巨腐”。根据巡视反馈意见，该省展开了专项治理。陈超英介绍说，这一行动开展一年，立案将近万件，查处了6000多人，过1000万的31人。

　　有小伙伴会问，纪委书记初来乍到，又面对重重干扰，他的团队是如何查处这么多要案的？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央反腐败的制度设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方向，其中有三个亮点值得注意：一是加强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二是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三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这三条，清晰地回答了纪委工作对谁负责的问题。此前，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顾忌太多，有时候还会受到牵制。改革之后，纪委垂直对上负责的要求更加明确，选人用人的话语权更多地交给了上级纪委，这样纪检干部就能硬起腰杆、板起脸来开展监督执纪问责。

　　纪委的小伙伴告诉长安街知事APP，不论纪委书记从哪里来，以前干没干过纪检，把工作做好的关键就是坚决落实好中央关于反腐败的各项要求，这也是“两个责任”的要求，对于党委一把手同样适用。十八大后，中央的反腐败制度体系越来越健全、政策越来越精准，形势虽然复杂，但不论是党委负责人还是纪委负责人，肯定不是难干了，而是能更有针对性地干。

　　河北的案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周本顺时代，因为自己搞腐败，对反腐不真抓，不落实中央要求。新书记赵克志上任后，果断提出要坚决支持纪委查办腐败案件，对腐败分子绝不姑息迁就，并要求省纪委认真分析检查河北“两个责任”特别是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今年3月，在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时，赵克志还表示，全面从严治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必须使出命来干，并放出狠话：“今年河北将开展‘清仓’行动，减存量、遏增量，让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

　　陈超英的工作也是紧盯中央要求。上任两个月，他就主持召开省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提出省纪委书记到各设区市可直接约谈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层层明确责任，传导压力。后来，他还提出，尽快从“只盯违法犯罪”向“盯违规违纪违法”转变，进一步创新监督执纪方式方法，把快查快结、抓早抓小落到实处。这一提法，正是对执纪“四种形态”的准确理解。

　　江西、云南、辽宁与河北情况类似，曾主政的一把手苏荣、白恩培、王珉自己搞腐败，带坏了一批干部，政治生态也出现了问题。与此同时，三地纪委书记周泽民、张硕辅、林铎（后为陈小江）都是从中央空降或异地调任的，从已有的成果来看，三地反腐败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这背后，正是改革后的纪检监察体制在发挥作用。张硕辅上任后曾表示，要坚持把查办违纪案件作为反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始终铁腕反腐，有案必查。有这样的底气，一是“定位准确”，二是“责任到位”。

　　（原题为《连出省级厅级处级亿元巨贪 这里生态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