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隆冬时节，一个外表质朴、神情坚毅的青年工人寻访到武昌黄土坡，向中共武汉地委负责人包惠僧倾吐了自己立志投身革命的理想。他就是后来成为工运
领袖的项英。

　　项英1898年出生于武昌城内的巡道岭（今武昌粮道街东段），他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后，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在和包惠僧的会面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其决心溢于言表。

　　1922年4月，项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1922年10月，项英领导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项英鼓励工人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细致的组织宣传和思想工作，工友们团结一心，意志坚定，最终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

　　1923年2月，项英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4日，京汉铁路工人争人权、争自由的总同盟罢工开始。项英指挥工人纠察团护厂巡逻，保卫总工会的安全，维持罢工秩序。5日项英不顾个人安危，代表工人挺身而出，前往交涉，要求军警交出被关押的工友。敌人将项英扣留，并以枪相威胁，逼他下令复工。项英坚强不屈，毫不畏惧，怒斥敌方。次日工人们为援救项英，前往包围军警。在工友一声声“还我项英”的呐喊中，项英走出军营，回到工人队伍中。为反抗强权，项英、林育南等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时2小时许，沿途加入3000人，所过商民多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者，此种情形实为仅见”。项英一直昂首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2月7日，“二七”惨案发生，项英率1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冲进江岸车站，准备抢救林祥谦和被捕的工人，但寡不敌众，未获成功，林祥谦等烈士壮烈牺牲。

　　在“二七”惨案发生之后的1923年2月下旬的一天，民国议会众议院在北京开会，讨论议员胡鄂公等人提出的弹劾吴佩孚、萧耀南的议案。许多议员们故意为军阀开脱。胡鄂公愤然说：“有个年轻人是从这次屠杀的血尸中爬出来的，此人就在门外，不妨请他进来报告他的亲眼所见。”这个年轻人就是项英。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会场，向国会控诉军阀们镇压工人的血腥暴行，令无视事实真相的议员们哑口无言，让正义得以声张。这次经历，也使项英成为中国第一个到国会作报告的平民百姓。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并没有影响项英组织工运的热情和信心，他继续在武汉和上海等地坚持开展工人运动。1926年秋，项英在武汉发动工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作战，并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1927年1月3日，汉口苗家码头发生英国水兵残杀我同胞的惨案。5日下午，在省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李立三、项英指挥下，汉口召开30万群众参加的追悼“一三”死难同胞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码头工人纠察队和工人队伍冲进英租界，驱逐英国巡捕，接管英租界。经国民政府与英国谈判，于2月19日收回汉口英租界。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12月23日，项英回到阔别已久的武汉，与叶挺共同组建新四军军部。25日下午，项英和叶挺在汉口大和街26号召开军部机关干部大会，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它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也标志着新四军的诞生。1938年1月4日，项英率军部机关人员离开武汉奔赴南昌。他和叶挺等人在武汉的这段日子，被称之为“铁军诞生的时期”。

　　（责任编辑：卢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