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因等不到器官移植去世 他立志让濒死者给重病者生的希望

　　中南医院35岁的徐哲，是中国首批器官捐献协调员，他的工作就是随时准备奔赴到潜在器官捐赠者的病床边，劝说他们的家人捐出亲人的器官。这个职业，是从2010年中国开展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试点后出现的，目前全国有1512名，他们有的属于医院，有的属于红十字会。

　　学生的死给他很大触动

　　2009年，28岁的徐哲在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当辅导员。这年春天，他的一个学生患阻塞性肝病，病情急剧恶化，只有肝移植才能挽救生命。徐哲一面在全校为他募捐医药费，一面陪着他等待可供移植的肝源。

　　从春天等到初冬，这位学生耗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学医出身的徐哲感到锥心疼痛：“他是良性的肝病，换了肝就能活过来，但却因为没有可供移植的肝去世了。”

　　2010年初，徐哲从新闻中看到国家开展公民器官自愿捐献试点，武汉是试点城市之一，需要招募器官捐献协调员，职责就是去动员、劝说符合器官捐献条件的人捐献器官。

　　劝捐不是剥夺他人生命

　　刚刚上岗三个月，徐哲和同事们就接到了利川县的一个电话，有一个妻子想捐出丈夫的器官。38岁的唐军在县城务工，因车祸造成严重颅脑伤。他的妻子得知，丈夫已经脑死亡，没有任何救治的希望，心跳是靠机器在维持。

　　这是徐哲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后经历的第一例，唐军也是中国公民器官自愿捐献试点启动后，湖北第一个自愿捐献器官的人，他的器官救了3个人的命。

　　然而，绝大多数捐献者需要协调员开导、劝说。“刚开始，我们劝捐10个人难有一个成功，但现在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度高了，如今每劝捐10人会有2例成功。”

　　徐哲介绍，只有严重颅脑疾病（如严重脑外伤、脑出血），靠机器维持心跳，没有任何救治希望的人，才是他们潜在的劝说对象。因此，劝捐的场所都是在医院。那一刻，病人家属面对其实已经逝去的亲人悲痛欲绝。刚开始，有些家属会指着徐哲的鼻子骂，甚至挥拳相向。“现在这种情况好多了，起码他们不再赶我们走了。”

　　做器官捐赠者的亲人

　　徐哲和4名同事组成了一个团队，只要有潜在捐献者的消息传来，他们就会立刻出发。从2010年3月到现在，徐哲和他的同事们共成功劝说213人自愿捐献了器官。

　　一次，徐哲和一位同事在10个多小时内跟近50位潜在捐献者家属进行了谈话、沟通，最后成功。器官取下得到妥善保存，徐哲和同事还会帮助整理捐献者遗体，他们保持着一个习惯——在取器官前向捐献者鞠躬致敬。捐献后，徐哲他们还要做捐献者家属的亲人。

　　上周，24岁的小吕给徐哲打来电话。2014年8月，小吕48岁的父亲因为车祸重伤，靠机器维持生命。在徐哲的劝说下，小吕捐出了父亲的器官。但周围的人却说小吕把父亲的器官卖了钱，他由此想不开。徐哲跟他谈心，给他做心理疏导，足足一个下午，小吕的心结才解开。

　　徐哲说，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都很了不起。捐献器官完全是无偿自愿的，只是在每年的年底，红十字会会对他们进行慰问，而根据布鲁塞尔宣言，谁接受了他们亲人的器官，他们也不可能知道。

　　记者田巧萍 通讯员高翔

　　清明节，徐哲（中）和同事们为捐献者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