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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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本义是指朋友间的亲近和睦，后指友好待人、与人为善。它由仁爱思想发展而来，主张不仅要爱亲睦邻，还要“泛爱众”，而西方“博爱”一词的含义也是“泛爱一切人”。友善既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它融贯于我们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之中，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对我国民族传统意识的形成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影响。

　　友于兄弟 以友辅仁

　　友善是由兄弟亲情而推广到社会集体与国际关系层面的一种道德范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友于”就是特指兄弟般的情谊。由兄弟之情扩充为对其他人的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泛爱众”。“兄弟”“哥儿们”等称呼，以及“八拜之交”等故事，都体现了用对待兄弟般的金兰感情来对待周围的人，从而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亲和友善、温情脉脉的融洽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也经常出现“各族同胞”“兄弟之国”的称谓，都是这种情义的延伸。

　　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都提出以德作为与人交往的标准，友情是辅助而非消解仁义。故君子要多交贤友，要“友直、友谅、友多闻”。选择善良贤能之人为友，既可提升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也可使善德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得以推广。孟子提出不仅要结交当世好友，还要与古之善士交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善士与善士交，“无友不如己者”，相互学习借鉴，传播正能量，有助于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交友与对善的追求一致，“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正体现了古人“以善为友”的友人之道。

　　博施济众 爱人如己

　　友善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念，它不仅是一种感召人的行为，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著名教育家、慈善家熊希龄曾说过，劝善上儒、耶、佛相通：“孔教言仁，又曰博施济众；耶教言博爱，又曰爱人如己；佛教言慈悲，又曰普度众生。”只有心存善念，才能将自己的善念外化为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的关爱；只有尊重和善待他人，才能得到对方的友好相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爱人”推广至“仁民”并向“爱物”扩展，由对至亲好友的爱推广到对普通大众的爱以及对世间万物的爱。友善范围逐步扩大，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把善心传递给他人的过程就是友善。

　　善也是人格完善的标志，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即葆有仁义之心，友好待人。人从本性上说是友善的，故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正是仁、义、礼、智生成的基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人即是善己，与人为善才能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的关系，才能促进事业发展进步与生活美满幸福，消解和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文明和谐。

　　积德行善 广结善缘

　　慈悲观是佛教的一种核心教义，也是传统友善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梵文中的“慈”有纯真友爱之情，“悲”有哀矜同情之意。佛门宣讲“大慈大悲”，就是要把慈悲善念推行到广大领域，普度一切众生。“普为众生，等行大悲”，这种“为众生作大利益，心无疲倦”的利他精神，在《法华经》中概括为“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这种深怀大慈大悲之心和利他主义精神，使人们在生活中能内省律己，克服私欲杂念，祛恶扬善，甚至“一毫之恶，劝人莫作；一毫之善，与人方便”，进而修炼成高尚的人格情操，达到纯粹完善的人生境界。

　　劝人行善，佛教还提出了因缘业报说，认为行善积德与行凶作恶都会形成一种因果循环的报应规律。“福祸无门，惟人自召”，恶业有恶果，善业得善报，“积善余庆，积恶余殃”。人的善恶行为不仅报在自身，而且应在后世子孙。这种因果报应，用俗话的最直观诠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它因此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极大威慑力，从内心深处规范人们的善恶行为，引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出于对将要到来的苦难的恐惧，人们自觉地谨言慎行、善待众生，尽一切可能地行善积德、广结善缘，客观上促进了人心向善、风俗淳厚。

　　友善不仅是一种道德价值准则，也是个体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是国际社会和睦相处的重要原则。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转型阶段利益冲突，矛盾多发；国际社会也是利益格局多变，不同力量时有对立，甚至冲突不断。只有将友善作为彼此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对他人、对社会、对他国和对自然友善，才能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万物的繁衍生息营造良好环境，促进世代和好、和睦、和谐、和美相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