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勘　只要人们普遍意识到器官捐赠和移植，既救人生命又让自己器官“生命”延续的多赢效果，器官移植的人数就会持续不断地上升，器官移植的数量也能稳定上升。

　　首次在中国举办的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18日至22日在香港举行，全球18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对于一些人质疑的中国器官捐献数量为何能增长，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王海波回应称，中国有13亿人口的巨大基数，每年有近1000万的死亡人数。以国际通用指标百万人口年捐献率（PMP）来看，中国排在全球第44位。

　　器官移植首先要获得可供移植的器官，现有技术条件下，可供移植的器官主要是人们去世后所捐赠的器官。从百万人口年捐献率看，中国已有了长足进步，但是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距离。而且，有人怀疑中国的器官捐赠和器官移植的数量，与以前中国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的做法有关。

　　中国早就意识到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的弊端，并且在2015年1月1日终止了这一做法。实践证明，停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后，器官捐赠反而增加了，器官移植例数也水涨船高。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的统计，2015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捐献大器官7785个，超过2013年与2014年捐献数量的总和。2016年上半年，中国完成大器官捐献5029个，捐赠器官较去年同期增长45%。中国年器官捐献数量已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

　　对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这样的增长，自然有不同解读。肯定者，如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全球器官移植的官员何塞·努涅斯教授认为，这是移植器官得到公平分配的证明。但是，怀疑者仍然沿用过去的思路，认为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的数量增多或许还与旧机制有关。面对这种情况，除了据实解释和据理反驳，还需要做更踏实的工作和研究来促进器官捐赠和移植，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器官捐赠移植口服心服。

　　促进器官捐赠和移植需要观念的转变，如果说捐赠器官的最初级形式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那么高级阶段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要人们普遍意识到器官捐赠和移植，既救人生命又让自己器官“生命”延续的多赢效果，器官移植的人数就会持续不断地上升，器官移植的数量也能稳定上升。

　　捐赠器官的救人与延续“生命”其实是一个共生的问题，这最容易在亲属之间的器官捐赠中获得圆满的解释，也因此是器官捐赠的第一个突破口。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达到两者合一的境界。

　　最近英国68岁老人休·韦斯特黑德的寿命引发了全球关注，一是她的移植肾已经存活百年，创造了移植器官存活的最长年限，此前医学界普遍认为移植器官的寿命在20年左右；二是韦斯特黑德的供肾来自其母亲安·梅特卡夫。韦斯特黑德20多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肾脏疾病，此后病情恶化。1973年，57岁的母亲安·梅特卡夫供出一个肾移植给25岁的韦斯特黑德，挽救了她的生命。

　　屈指算来，现年68岁的韦斯特黑德移植母亲的肾脏已经存活了43年，其母亲梅特卡夫于1985年因车祸去世，但是母亲的肾在韦斯特黑德身上一直存活，这便是救人与延续生命的双重效应的实现，尤其是在亲属之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亲属活体器官质量最好。亲属之间受者与供者之间的主要组相容性抗原相同或相似，较少造成排异反应。

　　即便是非亲属供体器官捐赠和移植，也完全能够达到救人与延续“生命”的双赢。美国宾州的女孩史泰平的父亲在2006年不幸遭谋杀去世，家人捐出他的心脏，当时住在纽泽西州的汤玛士接受了史泰平父亲的心脏。史泰平结婚时，邀请从没见过的汤玛士牵着自己走上红地毯。史泰平表示：“虽然爸爸没能亲眼看到我结婚，但他的心脏在这里，代表我们全家都一起待着。”这不仅是救人与器官“生命”的延续，而且是共赢。

　　现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已是中国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来源，坚持这样的做法，就可以保障器官捐献制度的透明、公平和可溯源性，再加上遵循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自愿无偿、知情同意、回避、伦理审查等8大原则，必然会让器官捐赠者不仅能够救人，也能延续自己器官的“生命”，从而引导更多人自觉自愿捐赠器官，自然有助于消除外人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