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一

屠呦呦近照

　　2015年注定是属于中国人的光辉年，从小说《三体》获得文学大奖雨果奖，到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世界的目光无不聚焦迅速崛起的中国。年末，又有一条“重磅”喜讯传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仿佛横空出世，“屠呦呦”这个名字瞬间变得家喻户晓，在大大小小的媒体上铺天盖地闪亮登场……

　　走近屠呦呦

　　屠老说消息来的时候，她正在洗澡，一个接一个的祝贺电话打到家里，“我还以为是哈佛的那个奖。”

　　从小就低调的屠呦呦长大后仍然不喜欢热闹的场面，即使在名扬天下后，对于一般的邀约也是能推则推。我幸运地通过同事拨通屠呦呦的手机，与她取得了联系，她终于答应接受采访。

　　踏着北京初冬的第一场瑞雪，迎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半天的冤枉路，我终于寻到屠呦呦居住的社区。应该说这是北京城里的老旧小区，与周边崛起的千奇百怪的高楼大厦相比，这幢十多年前的建筑，显得些许陈旧。

　　在屠呦呦家的单元楼门口，坐着一位身穿绿大衣的保安，这是其他单元楼没有的“配置”。很明显，他是小区专门安排在这里的“屠呦呦挡客”。我说明了来意，坐电梯到了屠呦呦居住的楼层。　

　　这一层共有6户人家，三户贴着对联，另外三户的门面干干净净，哪一户是屠老家？我还不清楚，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只精确到老人所住的楼层。

　　少顷，隐约传来一个人打电话的声音，贴着门缝仔细听了听：“对，对，这几天来看我们的人太多了，谢谢你！”淡淡的宁波口音，我想就是她了。

　　刚要按门铃，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打开了门，我作了自我介绍。对方说：“进来吧，我家老屠已经推掉了很多采访。”

　　屠呦呦的家宽敞整洁，进门的书柜中摆满了老人获得的各种奖牌奖杯，其中最醒目的是2011年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授予她的临床医学研究奖。细看房间很干净，偏中式的装修，家具的色调以棕红色为主。客厅的钢琴上摆着两小盆波斯菊，一盆红色，一盆黄色。客厅与阳台被大大的落地玻璃门隔开，阳台上，安静地躺着8个大花篮，都是这几天收到的。

　　屠老穿着红色的上装，精神矍铄，完全不像85岁高龄的老人。

　　她从沙发上慢慢站起来，满脸笑容地迎接我。我送去了对她荣获诺贝尔奖的祝贺，她淡淡地笑了，自我调侃地说：“我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问，什么时间到瑞典领奖去？她说，按照流程，12月10日得去瑞典领奖。但她又说，要看我这条老腿让不让去了。她指了指自己的膝盖：“好疼。”

　　2011年，她在丈夫李廷钊的陪伴下，从美国领回了有美国诺奖之称的“拉斯克奖”，而这一次，她觉得去瑞典便有点困难了。

　　在2015年6月，她又获得了哈佛大学颁发的医学院华伦·阿尔波特奖，“是我在美国的女儿代我去领的。”这个奖还没拿回来，就传来获诺奖的消息了。

　　屠老说消息来的时候，她正在洗澡，一个接一个的祝贺电话打到家里，“我还以为是哈佛的那个奖。”

　　我们的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临近10点时，屠呦呦的老伴李廷钊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示意我说：“还有领导要来。”

　　从屠老的单元楼下来，太阳已经从东面转到头顶，望着我投射在地上的身影，我默默在想：当屠呦呦把名字中所蕴藏的人文密码认定为一生的职业宿命时，“青蒿素”的神话故事便成了中国科学界的诺贝尔传奇——一个鲜为人知的密码。

　　“523”课题组的“光杆司令”

　　越南战争中，1964年，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高出4~5倍，更是天文数字。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发病率高达50％。美国也在寻找有效药，但欲速不达。

　　时光倒转到1969年，正是“文革”的第三个年头。直属于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大字报贴满全院各个角落，科研几近停止状态。

　　然而，这一年的1月21日，助理研究员屠呦呦迎来了她科研人生的重要转折。

　　这一天，中医研究院来了两个神秘的人，一高一矮，一位穿军装，一位穿便装。他们自称是中央“523”办公室的人。这是一个素未听闻的全国大协作的疟疾科研项目——“523”为其秘密代号。

　　疟疾，中国民间俗称“打摆子”，在今天的中国已基本绝迹。疟疾病人发起病来如坠冰窟，颤抖不止，冷感消失以后，面色转红，发绀消失，体温迅速上升，通常发冷越显著，体温就愈高，可达40℃以上。高热患者痛苦难忍。有的辗转不安，呻吟不止；有的谵妄，甚至抽搐或不省人事；有的剧烈头痛、顽固呕吐；患者面赤、气促；通常持续2～6小时，个别达10余小时。症状呈间歇性，死亡率极高。

　　当时正是越南战争时期。据河内卫生局统计，越南人民军1961~1968年伤病员比例，除1968年第一季度伤员多于病员外，其他时间都是疟疾病员远远超过伤员；抗美援越的中国高炮部队也深受其害，据说减员达40%。再据美军有关资料表明，在越南战争中，1964年，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高出4~5倍，更是天文数字。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发病率高达50％。美国也在寻找有效药，但欲速不达。

　　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了解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焚，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派特使秘密到北京，请求中方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

　　1967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了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全国协作会议，组织60多家科研单位通力攻关，并制定了三年科研规划。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被定性为一项援外战备的紧急军工项目，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一直沿用下来。

　　“523”办公室的领导走后，院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拉下窗帘，按照“523”办公室的要求——“谁能担当大任？”对本院科技人员逐一进行筛选，3个小时过去了，颇让中医研究院领导们有些犯难。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的中医研究院，科研工作几近全面停顿，经验丰富的老专家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劳教，有的“靠边站”，政治上不能委以重任。

　　他们反复筛选，最后有一人浮出水面——37岁的屠呦呦。她有两大优势：一是性格认真执拗，虽然职称尚是助理研究员，但来到中药所已14年，中西医贯通，基础扎实。二是她年富力强，正致力于研究从植物中提取有效化学成分，已经步入中药所研究第二梯队人选。

　　以当时中药所的现状，屠呦呦正是最合适的人选。自20多岁便与屠呦呦共事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姜廷良回忆说，将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

　　当晚，领导找她交代任务，屠呦呦爽快地应允了。她问：还有什么人？领导告诉她：暂且你一人，其他人后定。

　　从此，人们便看到她像一个陀螺开始旋转起来。中药所里、资料室里、图书馆里、老中医的家里，多了个疯狂翻阅历代医籍，甚至连一封封群众来信都一定要打开看看的忙碌身影。

　　说是课题组，在最初的阶段，屠呦呦“光杆司令”一个，只有她一个人孤独地踏上了尝百草的寻药之路。

　　190次失败后的成功

　　屠呦呦再次翻阅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试图在这本古籍中再寻突破。书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四角已经微微翘起，颜色愈加变黄。

　　从领导办公室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已经星斗满天。屠呦呦很激动，她多年科研的梦想一下子成了现实。她觉得时不我待，加快了研发的脚步。她不敢多想，就一头扎进《本草纲目》等古典药典，寻觅自己的灵感，抑或突破口。

　　“523”项目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军民合作开发防治疟疾药物，同时对所开发防治药物的要求是高效、速效，预防药物要长效。

　　在采访中，屠呦呦告诉我们：

　　“中西医知识的积累让我意识到，必须从古代文献中寻找解决方案。我开始系统整理古方。从中医药医学本草、地方药志，到中医研究院建院以来的人民来信，采访老大夫等等，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花了半年时间，最后做了2000多张卡片，编出640多种抗疟方药，作为我的基本功，考虑从中找到新药。”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时间伴随着她和她的团队忙碌的身影，在指尖中不知不觉流去。该做的实验都做了，这2000多种方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方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那时青蒿还没有涉入她的视野，真如大海捞针，茫无头绪。但她一直坚持实验，有时累得呕吐不止，头涨脑昏，怀疑自己中了毒，结果一检查，是中毒性肝炎，大夫让她休息。她哪能休息呢？越南的炮火在催促着她，伤病员的眼神在乞求着她，怎能停下手中的实验工作呢？她吃下一把药，又走出家门，开始了失败后的重新筛选。

　　冬战“三九”，夏战“三伏”，有时累得吃不下饭，四肢无力，连走回十步之遥的宿舍的力气都没了。希望似乎化成了泡影，她也如死了一般。在这个时候，“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她脑海里划过，犹如彩虹映在她眼前，她又如触电一般地从床上弹跳起来，重新开始实验、筛选。失败，再失败。经过实验，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苦苦寻找再度陷入了僵局。

　　问题出在哪里？屠呦呦再次翻阅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试图在这本古籍中再寻突破。书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四角已经微微翘起，颜色愈加变黄。

　　屠呦呦的目光最终停留在这样一段话上：“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突然她眼前一亮，获得了“诺奖级别”的灵感，马上意识到，以前的高温可能破坏了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她随即另辟蹊径采用低沸点溶剂进行实验。在190次失败之后，屠呦呦改用乙醚低温提取，终于成功了。

　　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1972年，该成果得到国人重视，研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

　　屠呦呦反复实验和研究分析还发现，青蒿药材含有抗疟活性的部分是叶片，而非其他部位，而且只有新鲜的叶子才含青蒿素有效成分。课题组还发现，最佳采摘时机是在植物即将开花之前，那时叶片中所含青蒿素最丰富。

　　细节决定成败。

　　喜讯传来，屠呦呦和她的四人团队，高兴得跳了起来。

　　姐妹们相拥而泣，多日的沉寂化成天边的云彩被风吹散，再苦再累也一扫而去，她们成功地破解了青蒿素的密码，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1000多个日日夜夜，胜仗虽来得迟些，但毕竟来了，怎不让她们高兴呢？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告诉笔者，改用乙醚提取是关键一步，突破了瓶颈。此后，屠呦呦与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青蒿素里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进行了测定，并对其改造，最终获得抗疟疗效显著的蒿甲醚、青蒿琥珀酸酯。这两个化合物被国家批准成药，并在全球成功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生命。所以她是“523”项目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最大的功臣之一。

　　以身试药

　　1972年7月下旬的一天，屠呦呦和她的3名团队科研人员，在家属的陪同下，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阶段性胜利没有让屠呦呦放慢脚步。很快，大家开始进行对青蒿乙醚提取混合物中有效成分青蒿素的分离、提取工作。殊不知这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

　　由于北京产的青蒿中青蒿素含量只有万分之几，要大量提取青蒿素以供动物试验和临床观察用药，难度可想而知，她想到了求助南方的药物所……

　　回忆那段攻坚期，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很心疼妻子：“那时候，她脑子里除了青蒿还是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那是“文革”特定的时期，工厂都停工了，实验室都关门了，为了做实验，他们买了好几个大缸，在大缸里做隐秘的提取，人天天围着缸。为什么得肝炎？不是吃那药得的肝炎，是吸那个乙醚得的肝炎，不但屠老，当时课题组都是如此。

　　屠呦呦的肝炎是来自乙醚等有机溶媒的毒害。姜廷良回忆：“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危害，当时设备设施都比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实验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

　　日复一日，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花，还出现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反应……这些都没有阻止她们的行动。

　　乙醚中性提取混合物有了，但在进行临床前试验时，却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

　　经过几次动物试验，疑似问题仍然未能定论。人与动物有差异，只有反复人体试服后才能为病人使用，即临床应用。

　　为了让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试验，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

　　领导不放心地问：“试药有风险，再说你刚得过病毒性肝炎。”

　　屠呦呦当仁不让：“不，我是组长，这是我的宝贝，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当年，她的表态令很多人惊叹：这位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有着鲜为人知的女汉子的一面。

　　“在当时环境下做这样的工作一定是极其艰难，科学家用自己来作试验，这是一种献身精神。她比英雄还英雄，让人崇敬。”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如是说。

　　屠呦呦的试药志愿获得了课题组两位同事的积极响应。

　　1972年7月下旬的一天，屠呦呦和她 的3名团队科研人员，在家属的陪同下，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她们穿上病号服，向家人挥手告别，走进病房，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接受大夫的药物注射，细心体验药物在身体中的反应……应该说这是一项严肃性的试毒体验，一旦有失，将是终身的遗憾。

　　还好，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

　　为了充分显示醚中干提取物的安全性，科研团队又在中药所内补充5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当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终于赶在这一年的8月至10月，赶赴海南疟区实验。

　　初次临床，必须慎之又慎。屠呦呦亲自为病人端水服药，用药剂量从小到大，逐步增加。屠呦呦根据自身试服的经验，分为3个剂量组。病人选择，从免疫力较强的本地人，再到缺少免疫力的外来人口；疟疾病种，从间日疟到恶性疟。屠呦呦亲自给病人喂药，以确保用药剂量，并守在床边观察病情，测体温，详细了解血片检查后的疟原虫数量变化等情况。

　　最终，在海南高温下，屠呦呦完成了 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任务，包括间日疟 11例，恶性疟9例，混合感染1例。临床结果令人满意，间日疟平均退热时间19小时，恶性疟平均退热时间36小时，疟原虫全部转阴。

　　这一年，还同时在北京302医院验证了9例，亦均100%有效。

　　1973年，新年的钟声刚过，屠呦呦发现青蒿奥秘的消息不胫而走，中药所不断接到各地来信和来访。屠呦呦都亲自回信、寄资料，热情接待来访者，毫无保留地介绍青蒿、青蒿提取物及其化学研究进展情况。很快，云南和山东等数个研究小组借鉴了她的方法，对青蒿素的提取亦有斩获。

　　1973年9月下旬，屠呦呦在青蒿素的衍生物实验中又有新的发现，青蒿素经硼氢化钠还原，羰基峰消失，这也佐证了青蒿素中羰基的存在，并由此在青蒿素结构中引进了羟基。经课题组同志重复，结果一致。此还原衍生物的分子式为C15H24O5，分子量284。这个还原衍生物就是双氢青蒿素。

　　作为“中国神药”，青蒿素在世界各地抗击疟疾显示了奇效。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

　　如今，为进一步提高药效，中国科学家还研制出青蒿琥酯、蒿甲醚等一类新药。其中，青蒿琥酯注射剂已全面取代奎宁注射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强烈推荐的重症疟疾治疗首选用药，在全球30多个国家挽救了700多万重症疟疾患者的生命。

　　古老的“中国小草”，终于释放出令世界惊叹的力量。

　　选编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6年第三期 （照片为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