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是泾阳县云阳镇张屯村电影放映员张全社的一周年忌日，也是他儿子梁旭开始电影放映生涯的一周年纪念日。

　　“我父亲整整放了30年的电影，直到去年病危时，他还说，‘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把电影演下去！’”28岁的梁旭感慨地说。因为有父亲的这份嘱咐，当初还犹豫不决的他毅然下定了决心，在父亲安葬后的第二天，就找到泾阳县数字电影放映服务站的杨林站长，要求继续父亲的事业，为农村放电影。

　　如果张全社还在，他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电影放映事业30多年历程的见证。这30年，梁旭有一些感性的回忆：“当我六七岁刚记事时，每隔几天，父亲就会买一些香蕉、橘子和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给我们，因为父亲放电影，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错。可是到我上初中以后，父亲的电影就演得少了，家里经济很困难。那几年，父亲一年演电影的收入还没有我初中毕业后当水工的几千元收入多。后来父亲就彻底不演了，因为没有人看。直到数字电影进农村，父亲又重新当起了电影放映员，心情也好了很多。”

　　在泾阳县数字电影放映服务站里，还保存着一段影像资料，那是2007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来陕西采访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情况的一段录像。其中，刚刚50岁的张全社开心地说：“这个数字电影跟原来的不一样了，原来的胶片电影是一个音箱、一个声道，现在是6个音箱，7米银幕。效果好得很，连男人长几根胡子都能看出。”

　　让像张全社一样的农村电影放映员们高兴的不仅是放映效果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体制的变化。以前是农村电影放映员自己买设备，自己找市场，农民看电影要自己掏钱。而现在放映员用的数字化放映设备是政府发放的，电影是公益性文化服务。而且每放一场公益电影，农村电影放映员还可以拿到补贴，一年下来能有1万多元的收入。这也正是梁旭下定决心要继承父业的另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原因。

　　“因为体制变了，所以农村电影放映的人变了，事变了，效果变了。”咸阳市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西峰感慨地说。这个在电影公司里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汉子，用数字说明了当年电影市场的急剧变化：1987年胡西峰刚入行时，咸阳市电影公司的全市电影发行收入一年有240万元左右，可是1995年前后，全市电影发行收入一年只有16万元左右。电影市场的回暖，也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实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以来。特别是2006年下半年，全省率先在延安、咸阳两市建成农村数字化电影放映体系，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群众看电影难的状况，重新激发起了农民看电影的兴趣。

　　“农村电影放映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衰落再到重新兴盛的过程。可以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们经常会走上十几里路去看一场电影。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生活有了多样性的选择，很多地方出现了‘银幕黑了，电影机锈了，放映员改行了’的局面。进入21世纪，国家提出了在农村全面实施电影放映2131工程，也就是在21世纪，达到每1个行政村每1个月放映1场电影的目标。到2007年底，全省首次实现了这一目标。”省文化厅市场处付发学说。

　　2006年起国家连续两年在陕西省进行的农村电影改革暨数字化放映综合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成为农村电影的“陕西模式”，受到中央领导和国家广电总局等部委的肯定。

　　而此次电影放映工程最直接的受益者，则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了一个月看一场电影，每每到了固定放电影的日子，很多人就早早地期待着，甚至会打电话问放映员们，这个月演什么电影。这种期待，使张全社、梁旭以及所有从事农村数字电影工作者们感到欣慰。（记者 王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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