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

　　所谓“除了性别之外都是假的”，似乎是对干部造假的漫画式夸张，其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极端案例。对某些造假成性的干部官员来说，如果他们认定改变性别能有助自己加官晋爵的话，他们是一定不惮于去做变性手术的。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前通报巡视整改情况，针对巡视组反馈的个别干部档案造假问题，该局党组与当事人谈话了解情况后作出初步认定，并在全局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中央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就此刊文指出，遏制干部档案造假，必须高擎从严执纪和依法治国的反腐利剑，抓好“清淤”与“防污”并重的标本兼治举措。

　　干部档案造假之事，近年来被揭露曝光的不少，如《中国纪检监察报》文章所言，造假者有省部级“大老虎”，也有科级干部，造假的形式五花八门，有的篡改年龄高达11次，有的除了性别之外，其余信息都是假的。造假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相关条件，以适合干部选任的标准和方向。比如把年龄改小几岁，以使档案上的年龄没有超过政策限定的杠杠；或者把参加工作的时间提前，以使档案上的工龄符合提拔的条件；或者搞一个假博士学位证书，以“高学历”增强在官场中的竞争力。所谓“除了性别之外都是假的”，似乎是对干部造假的漫画式夸张，其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极端案例，对某些造假成性的干部官员来说，如果他们认定改变性别能有助自己加官晋爵的话，他们是一定不惮于去做变性手术的。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干部档案造假之所以猖獗，首先是因为干部档案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干部选任过程把关和监督不到位。有的主政官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对从严治官、严肃吏治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干部把年龄改小一两岁，或者把学历改得“好看”些，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发现之后改正过来就是了，用不着大惊小怪上纲上线。一般来说，档案造假需要涉及党团、人事、公安、教育等多个部门，其中只要有一个部门和环节严格审核把关，造假者都不会轻易得逞。而只要是干部造假得逞，十有八九都在诸多部门和环节得到了配合或帮助，那些有意无意为造假者放行甚至与之内外勾结的人员，也必须为自己的疏于职守承担责任，为失职渎职付出应有的代价。

　　其次，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对干部档案造假行为查处不力、惩处不严，使一些档案造假行为逃脱了应有的制裁，也在社会上造成了“档案造假不是犯罪”的错误印象。档案造假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骗官”，《刑法》中虽然没有“骗官罪”，却规定有“伪造、变造、买卖、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犯此罪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这条罪名追究档案造假者的刑事责任，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近年来档案造假者受到刑事追究的并不多见，有的档案造假的干部只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者免掉他们骗来的职务，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有的造假者虽然受到了刑事制裁，但却是因其他犯罪行为被追究刑责，其档案造假行为在判决书中只字不提。如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协常委王亚丽，被石家庄纪委认定为“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也认为“王亚丽造假骗官案历时多年，教训极为深刻”，但法院仅以职务侵占罪、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其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的行为被轻轻放过。这样的结果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干部档案造假并不是多大的事，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都“不好意思”查处追究。这样的“错觉”如果越来越多，必将严重损害干部档案管理和干部选任制度的严肃性，损害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干部档案造假是对党纪国法的严重挑衅，对“除性别外都造假”的干部必须依法追究刑责，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干部档案造假，严厉追究有关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和法律责任，绝不能有任何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