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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广州警方起草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对拾获财物，拾获人可得失物价值10%的物质奖励。警方称，此举可提高市民“交公”的积极性，不过也有市民担心执行起来有纠纷，甚至担心被小偷用来牟利。（《新快报》2月13日）

　　拾金不昧者可向失主索要保管费及一定数额的报酬，早已不是新闻。不过，“拾金不昧或将得10%奖励”，不仅规定硬性标准，而且还体现在地方政府规章之中，人们之前还没有耳闻，因而舆论称之为“新规”，引发公众热议。其实有一点须予以纠正，即广州市的这个规定并非“新规”，早在1992年3月，即20年前广州市的一个同类规定中，就有这样的内容。显然是长期以来旧规既没有受到公众关注，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的结果。

　　有人担忧这一规定会被坏人利用。在我看来，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这种担忧都是多余的。首先，拾物有奖的合理合法性早已毋庸置疑，数年前我国的《物权法》已经明确规定。不过，法律并未规定拾物人可获报酬的数额及比例，完全交由当事双方自由决定。其中不乏主动索要报酬者，但事实上多数拾物人都不讲条件，坚决拒绝了失主的谢意。如今，通过政府规章明确规定了10%的物质奖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明码标价”色彩，让拾物人接受报酬甚至主动索酬更加理直气壮。公众并不担忧好人因此而获利，却无法接受这一制度背后可能催生的道德风险，即被坏人特别是小偷利用，不仅获利而且还可以把行为洗白。

　　必须承认，从纯理论推理的角度看，这一制度被小偷利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深入分析的话，被不当利用的空间是很小的。一方面，奖励并不是上交拾获物时现场得到的，而必须至少在四五个月的公开招领期结束之后，或者拍卖后或者被失主领取时才可以获得。这就要求上交拾获物时如实登记拾物人的身份信息，以便事后发奖，如果是偷来的物品上交将大大增加暴露被抓的风险，而这恰恰是小偷最忌惮的。另一方面，按照规定程序拾获物多数都要上交到公安机关手里，如果一个人反复上交拾获物，而且多为同类物品，依公安机关的敏感性，拾物人必然受到怀疑。何况，失主对自己的物品到底是遗失还是被偷窃，一般都有独立判断的，若失主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小偷就更加危险了。如此得不偿失的“交易”，恐怕没有哪一个“聪明”的小偷愿意做。

　　在我看来，广州市的上述规定中最值得质疑且可操作性不强的内容，是关于失主的奖励比例规定。一是，既然“自愿”，就没必要做出10%的“刚性”比例，完全可以规定一个比例幅度取而代之，这既能体现“自愿”，也能体现“指导”；二是，列举不能获得物质奖励以及可不予以奖励的情形，避免一概而论下适应性差。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的精神，负有法定或特定义务的人，无权获得此项奖励，比如巡逻的警察、执勤的武警以及对失主财物负有安全看管义务的人和单位。同时，如果付出奖励将给失主造成生活困难或者严重损害其他合法权益的，失主可以免除奖励义务。对此，广州市有关部门应当对规定内容和表述方式再行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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