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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伦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必须从文化传统的视角对这种现象进行认真分析。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伦理思想归纳成一个字，就是“仁”。“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他的仁爱，首先是“爱亲”，即把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置于仁爱的首位，然后才是“泛爱众”。“泛爱众”与“爱亲”所涉及的父子、兄弟关系不同，涉及的是氏族成员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对整个氏族的爱。总之，无论是“爱亲”还是“泛爱众”，尽管是建立在不同的伦理关系层面上，但宗法血缘关系是其基础。

　　孟子继承和丰富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将推己及人的实践途径具体化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在人际关系上倡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道德风尚。他提出“性善论”，认为“仁爱”源于人性中的“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正是在“恻隐之心”的驱动下，人们将慈善诉诸于行动。“仁爱说”和“性善论”是儒家慈善伦理的两大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以宗法血缘关系的亲疏为基础来处理人际关系，在行善中打上了血缘、族缘、乡缘、地缘的深刻印记，形成了中国慈善伦理的鲜明特点。因为子女和父母血脉直接相连，所以财富首先传给子女是天经地义的。传统的慈善捐赠，更多是在“熟人社会”中运转。即使在现代海外的华人世界中，还有许多同乡会。出国打拼的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乡缘、地缘得到支持或捐助。有调查表明，八成多被调查者愿意帮助同乡、同学、朋友等熟人，而仅有三成多的被调查者愿意帮助“陌生人”。中国慈善伦理的这一特点使中国的仁爱有着深厚的世俗基础，但这一特点在现代生活中也遇到了尴尬。

　　例如“感恩”问题。西方也讲感恩，甚至还有感恩节，但在慈善伦理关系上，很少有尴尬。因为西方的慈善捐赠是通过教会、基金会运作的，捐助人和受助人很少直接联系。但中国更多是在“熟人社会”中运作慈善，捐助者和受助者会直接见面，难免会发生感恩问题。尽管当代中国一些慈善基金会在慈善中充当中间人，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捐助人往往质疑慈善基金会的公信力，因而更愿意直接与受助人建立联系。中国传统文化重情义，注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忘恩负义则受到唾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语境中，问题就来了。比如，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知恩图报是人们正常的心理需求，知恩不图报的人也毕竟是少数。但在现代生活中，对于感恩的期待实际上会在无形中对受助者造成心理压力。若某些捐助人表现得比较傲慢、强势，就会在捐助形式或内容上有意无意地伤害到受助者的尊严。这提醒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慈善伦理注定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但同时必须吸收现代文明元素，弘扬“陌生人伦理”，如此才能化解慈善伦理关系中的感恩尴尬。

　　“陌生人伦理”要求人们在慈善活动中不问受助者是谁，不管血缘、族缘、乡缘、地缘，尽可能一视同仁。这种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的慈善伦理观，反映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人员的频繁流动，猛烈冲击着自然经济中形成的血缘、族缘、乡缘、地缘基础上的伦理关系。如果不是亲戚、同乡、同事、朋友等熟人，就不热心伸出援助之手的观念和行为，已经与时代的要求相背离了。

　　而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通过网络与“陌生人”进行了更广泛的交流，大大地冲破了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伦理关系藩篱。更多的人开始拥护并且呼唤建立在“陌生人伦理”基础上的慈善观念和慈善行为，希望将慈善伦理更多地建立在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我们不能拒绝中国传统的慈善伦理，但在走向现代慈善伦理的过程中，中国慈善伦理在传统的基础上要发展，要升华，从“小爱”走向“大爱”，走进新的境界。

　　（本文节选自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周中之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责任编辑：曹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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