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一个本应颐养天年的耄耋老人、一位享有政府配车的副省级退休官员，在人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惧威胁，为民请命，被网友称为“最可爱官员”。而在任官员却以身份不合、公车不宜、渠道不对为由横加指责。有评论说：杨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农民维权，体现出了一位老人的政治风骨和良心。相形之下，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官僚，太冷漠。

退休高官开公车带农民上访该如何看待

新闻背景

日前，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专配用车，为12名昆明韩家湾村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他们到云南省政协上访，反映问题。他为民请命的事在网络传播后，被赞为“最可爱官员”。但此举遭到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责怪，杨维骏回应说，“我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为群众反映问题？”（12月21日《新京报》）

网言网语

网友：为什么在中国上访怎么就那么难啊？难道‘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历史了吗？

网友：“退休高官”手中已无权，因此与平民无异，小小的处长也可以熊他。“人一走，茶就凉”，这就是官场规则。

网友：一位很有正义感的老人，一位很值得尊敬的老人，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老人，一位让贪官战栗的老人！

网友：这才是人民的好干部，国家的干部、公务员都要像他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安定。

网友：难得看到这样的消息了,在无奈中感动着。

媒体论道

“退休高官开公车带村民上访”该如何解读?

平心而论，杨维骏为民请命的举动着实令人感动。笔者以为，他的“可爱”之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退位不改公仆心。杨维骏为什么要带群众上访，原因在于“农民太可怜了，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冷漠”。面对1700亩耕地被征用，房屋在今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

杨维骏担心，“你把农民的地和房子都拿走了，不去合理安置，让他们怎么生活?”二是面对威胁不移志。面对有人托人转告其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的威胁，杨维骏不惧怕、不退缩，表示“替老百姓说活，我问心无愧”，并用“以丹心照万民，甘造坎坷不甘驯”自勉。

也许正是杨维骏为民请命的“可爱”反衬出某些官员的冷漠和不作为，才使得他们不舒服、不高兴。省政协官员对杨维骏其人其事发出“身份不合、公车不宜、渠道不对”的“三不”怪论，恰恰反映出一些官员“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僚作风和“公家的人就该替公家说话”、“公家的车就该为公家办事”的思维定式，隐藏在某些官员内心深处的官民隔膜的思想鸿沟可见一斑。

笔者以为，在官位人民给、公权人民授、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的国度里，任何官员都应当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排忧解难是官员的本分和职责，在人民需要之时挺身而出理所当然，这不但与官员的级别无关，而且官职越高主动性应当越强;官员的从政生涯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官员退休是事业发展的需要，不是为民办事的终结。

正如杨维骏所言，“作为一个为群众和政府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发挥余热体恤民情，反映民生疾苦本无可厚非，我觉得人民培养一个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过来不知道报效自己的衣食父母，这和动物有啥区别”。退休干部不甘清闲为民请命，理应受到鼓励而不是指责。给一定级别的退休官员配备公车，是人民给予的正当待遇，是用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而不是用来吃喝玩乐。

一个为老干部服务的在任官员的觉悟竟不及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岂不脸红耳热?政协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参政议政，老百姓到政协上访有何“渠道不正常”。

因此，杨维骏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用政府配备的公车、进入省政协大院为民请命没有丝毫不妥，相反，倒是我们的一些在职官员应该躬身反省，我们与老干部相比，其为民意识和执政理念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华声在线/张玉胜）

罕见的“公车上访”点中官场顽疾

杨维骏老先生之所以作出在当下官场极为罕见的“壮举”，主要是出于恻隐之心，拿他的话说，就是觉得“失地农民太可怜”。报道说，这些农民耕地被征用，房屋被拆除，但征地款没拿到手，冬天到了，安置房也没着落，他们不断到省、市、区反映问题，却被踢皮球，事情毫无进展。

放在这个背景下比较，无疑凸显杨维骏的古道热肠，但必须看到的是，虽然杨维骏是副部级退休官员，毕竟赋闲多年，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待遇帮助农民获得上访的机会，但手中无权的现实导致尴尬局面：在云南省政协、云南省国土厅等处，杨老先生也遭遇一个个软钉子，甚至连云南省政协小小的处长也敢贬斥他。最后云南国土厅一副厅长虽来电承诺马上成立调查组了解情况，但能调查出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手握公权，有能力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官员们，却集体选择回避，搪塞，推托；而为农民权益热心奔走的杨老先生们，却没有行政资源，他们有的只是作为退休官员的良心。如此充满反讽的悖论，可以说是不少地方官场的真实生态。

有论者说，退休高官“公车上访”很天真，不应该成为农民维权的常态。这是正确的废话，谁都知道公民维权应该循正常渠道而为，但当这些农民穷尽一切正常上访渠道却一无所得时，除了“公车上访”这种另类维权途径，他们还能指望什么？甚至可以这么说，想必杨维骏也知“公车上访”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其意义在于引起媒体关注，给当地部门施加舆论压力，让他们动起来。

对退休高官“公车上访”的争论还在持续，但有一点无法否定：杨维骏在这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正义感和体恤民生疾苦的官员伦理。而这些，正是当下地方官场所缺乏的，也是类似拆迁矛盾日益尖锐的症结所在。拿杨维骏的话，就是“许多官员只唯上、只唯权、只唯钱、只唯政绩，却忘了群众是衣食父母这个根本”。“天真”的杨老先生一针见血点出顽疾，不知当地当权者有何感想？（红网/修仰峰）

退休高官为民“公车上访”载不动现实的愁

说到底，这仍然是一次权力与权力的较量。只不过一方手中的权力虽然仍有影响力但已经过期，而另一方手中的权力正当时。也正因手中已无实权，曾做过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才会受到一位处长的责怪——影响力尚在的退休高官尚且如此，普通人反映诉求时可能遭到的对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是所有的失地农民都会碰到杨维骏这样的退休高官，也不是所有的上访者碰到的退休高管都愿意管这些“闲事”，所以，这样的场景注定只能成为一段“佳话”，却不可能成为常态。常态需要靠制度保障，但现实是，村民们也曾走过正常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他们上访过80多次，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但事情毫无进展。求助退休高管纯属偶然，也纯属无奈，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与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恰恰反映出制度的失灵。

如果求助退休高官被现实证明比正常途径更有效，导致更多的人纷纷效仿，都去寻找类似的有影响力、有责任心的退休高官帮自己维权，那就只会使维权环境继续恶化。而且，哪有那么多退休高官可以去依靠？

一般来讲，被人威胁“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的都是无权无势的人，像杨维骏这样影响力尚在的退休高官，竟然也有人威胁要对他“灭口”，可见导致村民失地的人势力多么强大而有恃无恐。当然，威胁本身也说明，这些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见不得光的，他们也害怕来自官方的调查、打击。

这也说明，如果有关部门认真听取一下这些失地农民的诉求，认真调查一下导致他们失地的原因，重拳打击事件背后的黑恶势力，事情并不难得到解决，失地农民们也不用上访80多次，杨维骏老先生也就大可安心在家颐养天年，而不用以89岁高龄为此事到处奔走、着急上火。

有了杨老先生的亲自帮助，有了媒体的关注，或许这12位失地农民的诉求有望得到解决，但是，其他的失地农民呢？其他的上访群众呢？杨老先生可以帮助一些人，但帮不了所有人，他的公车载不动现实中的所有诉求，也不可能将所有的诉求都载到有能力、有意愿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官员面前。

再有责任心的高官都会退休、会去世，只有好的制度才会永远存在并发挥作用。为什么权力的渠道总是比制度的渠道更顺畅？是谁在正常渠道上为群众诉求设置了重重障碍？是谁对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是谁在纵容那些威胁“灭口”别人的人？这是有关部门应该好好反思的问题。（红网/张楠之）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