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本报记者 刘丽琦 发自北京

“每当我看见污水肆意横流，废气弥漫在城市上空，听到被污染包围的群众的陈述，尤其是看到他们躺在病床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把他们的痛苦告诉我时，我都会有一种无力感。每当我坐到电脑前录入一条条数据，即便枯燥乏味，但每输入100条污染数据就会促使一家企业进行整改，这就是我工作的动力。”

这是一位“环保斗士”的自白。他叫马军，因为两张“环境污染地图”，成为国际视野中的“环境英雄”。2006年他因为“中国水污染地图”被评为“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2007年，在“水污染地图”小试锋芒后，马军和他的团队又绘制了一张“中国空气污染地图”。通过收集、整合公开资料，公示中国各地污染企业的违法记录。

通过 “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我们看到环保部公布了大气重点污染源有4100多家。其中河北有288家，天津30家，北京10家。这328家大气重点污染源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被PM2.5笼罩的主要成因之一。

在地图之外，马军和他的团队以及其他环境组织还在积极地努力着，他们不断地收集污染信息，更新空气污染地图，发布报告，进而和地方政府沟通。敦促企业公开信息，达到减排的目的。

对马军来说，目前最大的难度还在于信息公开，“只有信息公开，才能让公众由被动变主动，更多地参与到空气治理的行动中来。”　

初衷

出生于1968年的马军是北京人，1993年，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的他，进入香港《南华早报》北京站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出差到各地，目睹了各地的环境的恶化。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北方的许多河流已经断流，最多的一年黄河断流226天，没有一滴水可以流入大海。1998年大洪水暴发后，马军动手写作后带来巨大影响力的著作《中国水危机》。　　

2004年，马军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发现，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曾经很严重的环境问题最终能够得到控制并被解决，根本突破口在于有环境信息的公开和公众的广泛参与。　　

2006年5月，马军创办公众环境研究中心，4个月后推出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2007年，马军又绘制了一张“空气污染地图”。

为什么要做“空气污染地图”？马军告诉时代周报：“我们深刻地感觉到空气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尤其是在推出‘水污染地图’后，通过公布企业的排污信息和监管信息，对企业产生一定的社会压力，促使企业解决排污问题。”

打开中国空气污染地图（www.ipe.org.cn），首页是一张中国地图链接，通过点击中国地图可以进入省级地图，点击省图可以进入地级市的行政区域图。通过点击地图链接，可以查看不同省市的空气信息。使公众可以对自己所在的城市，也可以对各地的空气污染的水平进行一个横向的比较，由此对全国或者某一个省的范围内的空气质量水平有一个更清晰和宏观性的把握。

这张互动式数字地图收录了内地31个省份空气质量和空气排污信息。最引人关注的是，这张地图还收录了3万余家超标排放企业，其中不乏中石化、中石油、国电、华电、华能、山东鲁能、巴斯夫（BASF）、米其林、APP（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晓星氨纶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会持续关注企业环境表现，社会压力必须要形成，以此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马军告诉记者。

马军介绍，根据“空气污染地图”可以看出现在空气污染现状十分严峻，全国一、二线城市多数不能达到新修订的标准，尤其是细颗粒物（PM2.5）超标严重，对人体的影响很大，越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情况越严重。最严重的当属京津冀地区，此外山东河南的一部分，渭河谷地西安、兰州等北方多个地区，以及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以及大武汉地区和长株潭地区都存在空气污染的问题。尤其是今年年初全国的灰霾天气已经波及6亿人口。

谈到PM2.5，马军介绍，主要是由于一些企业排放标准超过空气排放容量，在4100多家重点污染源，河北占288家，天津30家，北京10家，这些都是造成北京雾霾的重要原因。而排污超标行业主要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如钢铁、石化、水泥建材等。

“蓝天路线图”

马军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地图”那么简单。

“中国的环境治理欠缺的不是技术和资金，而是动力，如果不能调动公众的积极性，环境治理工作就不会有进展。公众参与的首要条件就是信息公开。在这方面，我们的环保部门和企业做得都还不够。”马军告诉时代周报。

于是，在推出“空气污染地图”后不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便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合作，于2011年和2012年发布“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ＡＱＴＩ指数）报告。

报告通过对国内20个城市和国外10个城市进行比对，发现我国的空气污染情况要高于西方国家3倍以上，然而信息公开却不及国外的1/3。

报告分析说，出现这样的状况源自于我国的信息监测和发布存在空白，很多没有监测到，比如PM2.5、一氧化碳和臭氧。也没有公布具体污染种类，一般公布的都是首要污染物。

在第一期AQTI指数报告尚未发布时，恰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稿征求意见，其中明确规定不会对PM2.5进行监测。

“因为有了我们这个研究，我们要向社会说明，我们的信息发布存在很大的缺陷，PM2.5在很多国家都是监测和发布的。”马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而后，北京便开始了长时间的雾霾天气。美国大使馆对PM2.5的监测和发布逐渐演变成一个事件。于是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改二稿中，规定强制发布PM2.5的监测信息。在此促进下，一些地区开始对空气指数进行实时发布。而“空气污染地图”也作出了相应的修改，设置了环境实时监测按钮。

对于这样的转变，第二期AQTI指数报告的题目叫做《小颗粒 大突破》。

2013年，雾霾长期笼罩在全国各大城市上空，引起公众的不安。4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小颗粒 大突破(中国空气质量信息公开评价指数报告)”（AQTI指数）。报告研究发现，我国的空气信息公开指数已经有所提升，但并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对污染防治的需要。

但对于“空气污染地图”来说，最重要的报告，当属《蓝天路线图》。

“要找回蓝天，需要一张蓝天路线图。”马军告诉时代周报。

如何去制定蓝天路线图？马军表示，制定的第一步就是监测发布。第一步对于目前社会环境要展开环境监测，监测后的数据不是留在科研所，而是必须要向全世界发布，以便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第二步，向公众提出警示倡导。对公众做出一个相应的健康提示，倡导公众在污染天可能导致污染的行为。第三步应该识别污染源。就是识别这些污染到底是从哪来，找到污染物的源头。只有很好地识别污染源，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四步要分布地去减排。针对不同的污染源应该制定各自细化的减排方案，实施这种污染源的减排方案，一步步地按照由易到难的次序去克服。

马军介绍，以前收集污染信息主要依靠政府公布的数据。自从有了智能手机的出现，民间的力量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开展了“随手拍定位污染源的工作”。公众或者环保组织随手拍摄后通过微博发布出来，然后再上传到“地图”。马军给这些网友的行为定义为“用脚步丈量大地”。

如今，“空气污染地图”的数据库已经由最初的4100条信息增加到3万条。

“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尽快形成一张公开的、系统的、完整的大气污染源分布图，在公众监督下能够推动一些污染大户，解决企业自身严重的污染排放问题，重新找回久违的蓝天。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尽情走到户外玩耍。”马军说。

“雪崩效应”　　

2008年，马军注意到，主动说明改进情况的几乎都是知名的欧美和日本跨国公司，而国内包括港台、韩国的企业则少之又少。同年8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了名为绿色选择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马军的思路是：大型企业有数百家到上万家不等的供货商，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恰恰有各级环保部门发布的几万条污染企业的官方记录。企业将供应商的名单输入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地图中的搜索引擎，把这两个名单一比对，就可以马上发现自己的供应商是否存在政府查处的违规超标现象。

实践表明，公众参与确实为受困于执法不严的污染防治注入了新的动力。在信息公开形成的公众关注的压力下，先后有上千家企业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合作，其中多数说明了自身出现的环境问题。甚至还有100多家企业开展了第三方环境审核，以向公众证明其达标状况。

在“供应链”取得成效后，马军又将目光投向了投资领域。并创建了“绿色证券”网站。该网站共录入了883家上市公司的信息。只要输入上市公司的代码，就可以看出子公司的废气排放信息。目前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已经撰写并发布了第一期绿色证券的报告，主动与17家上市公司和22家投资者沟通，希冀通过绿色投资推动污染的治理。

尽管马军和他的伙伴们做了诸多努力，但他坦言，空气污染的治理的成效并不理想。“仅仅靠环保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形成‘雪崩效应’。”

马军坚信，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政府环保信息公开范围的扩大以及民间环保组织的日趋活跃，都将有利于推动环保工作。

2012年，44岁的马军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被授予2012年戈德曼环境保护奖，该奖项有全球环境保护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戈德曼国际环保奖的评语写道：马军建立了一个在线数据库和数字地图，公示那些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工厂。利用该污染信息数据库和地图，他与诸多公司合作，帮助其改善生产行为，降低污染排放。

（责任编辑：丁军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