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0个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中，仅有1人能够找到肝源

　　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为1∶150

　　9月10日，山东女孩刘慧丽去世后，捐出了肾脏、肝脏等器官，成为我市正式开展器官捐献工作以来首位捐献者。

　　提起这次捐献，负责肝移植手术的西南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杨占宇非常感慨：“接受刘慧丽肝移植的，是一名慢性重型肝炎患者，如果不做肝移植手术，他活下去的可能性只有5%。这次移植他只等待了2个多月。根据我们多年临床经验来看，每年100个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中，平均仅有1人能够找到肝源，更多的人最终在等待中去世。”

　　而这样的等待对患者们意味着什么？

　　杨刚（化名），3年前因肝硬化住进西南医院，需要肝脏移植，但因一直没有合适的肝脏供体，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医生说，杨刚随时可能出现内脏器官并发症，导致死亡。

　　在西南医院肾科，16岁的何晓（化名）被查出患有重症尿毒症，只能依靠每周3次血透维持生命。医生说，挽救何晓唯一的办法是进行肾脏移植。但是两年过去了，他一直没等到合适的供体。

　　器官移植供需严重失衡，是我市迫切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原因。市红十字会组宣部副部长秦红梅介绍，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重庆的情况同样严重。”她说，就拿肾移植来说，重庆市尿毒症患者总人数约5000人左右，其中适合且需要肾移植的病人有数百人，因为肾源、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能够进行肾移植的尿毒症患者不到10%。

　　捐器官难道就“对不起”亲人？

　　其实，在刘慧丽捐出器官后的第三天，我市差一步就出现了第二位器官捐献者。

　　9月13日下午，新桥医院一名女子因病去世。了解到她的丈夫有将妻子的器官捐献出来的意愿，新桥医院通知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米智慧到现场协调。

　　米智慧与死者丈夫进行了一次沉重的谈话后，他同意在捐献器官自愿书上签字。这时，死者的父亲从外地赶了回来，大骂女婿：“人已经去了，你还不让她全尸，是存着什么心？我女儿哪里对不起你？”

　　“对于老人的情绪，我们非常理解，尽管器官捐出来可以救人，但说服死者家属捐献亲人器官始终是一件残忍的事，很多家属最终都会选择拒绝。”米智慧说，每次与家属谈到捐器官这个问题，都像是给予对方第二次伤害。

　　从事这项工作以来，米智慧接触了多个具备潜在捐献条件的患者，但只有刘慧丽一个成功。米智慧认为，器官捐献，最大的障碍还是传统观念的束缚。

　　器官捐献志愿者中，“80后”、“90后”占了一半

　　目前，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已公开接受市民进行器官捐献登记。有意思的是，我市首位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的是24岁的丰都小伙子秦鸿，首位实施捐献的是20岁的山东姑娘刘慧丽，这两位一个是“85后”，一个是“90后”。

　　“这说明，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勇敢承担起社会责任，对奉献爱心很有热情。”秦红梅分析，目前，已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的66位重庆志愿者中“80后”、“90后”占50%。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器官捐献挺平常的，没觉得是什么大事。”我市器官捐献首位志愿者秦鸿在父母支持下，轻松完成了登记手续，一个月后又动员身边三位朋友，也成为了志愿者。他乐观地想，也许5年或者10年后，人们的观念逐渐更新，将不再需要器官捐献协调员。

　　他山之石

　　欧美国家多数司机领驾照时 自愿签下器官捐献书

　　市红十字会组宣部副部长秦红梅介绍，在我国，各类移植需求者和供体间的比例大致为150∶1，而美国的比例为5∶1，英国为3∶1。

　　此外，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因交通事故死亡而自愿捐献器官者占很大比例。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驾照都设置有“器官自愿捐献登记表”，如果司机同意捐献器官，可将这份登记表填写完整并提交。一旦发生严重车祸导致死亡，那么到达车祸现场的救护车会把人体及时送到医院，并根据死者遗愿，用其捐献的器官救治其他患者。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