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病医生的“念想”

这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茂林修竹，田园流水，犬吠鸡鸣。30多年的老房子旁边，一片一片的菜地，还没有采摘的白菜，在细雨蒙蒙的春天更加鲜亮。这个重新翻建的村庄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玲珑新村。村里还有55名麻风病康复者，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44岁，平均年龄73岁。邻近一条名叫“玲珑径”的土路，这也是村庄名字的由来。

1946年，26岁的杨玉锐来到了这里，此后再也没怎么出过村子。和大多数老人一样，他喜欢看电视，知道许多国家大事，也曾经热捧很火的电视剧《还珠格格》，每天都要看。不明就里的外来人可以自由出入这里，欣赏风景，与村里的老人攀谈，像很多山村一样，很平常。但是，这个村庄在开平却又有一个骇人的名声——麻风村，这会让听到的人，如触电一样，转身离去，即使是好奇的远足者，也会避之不及。

一个艰难的选择

2004年3月，董淑猛和徐娜坐了10个小时的绿皮车，从南昌到了江门，几经周转，赶到了玲珑医院。路上，曾有着10年军龄的玲珑医院院长张荣卫发了一条很具鼓舞性的短信给他们：“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董淑猛长一张娃娃脸，宽额头，戴眼镜，右脸有一个酒窝，说话很快，总是爱笑。他在玲珑村已经待了8年，选择了一个令人听而生畏的职业——麻风病医生。他是玲珑医院55年来引进的第一个专业医生，也是珠三角麻风病医院里数量极少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之一。

玲珑径旁曾经有两个村庄，玲珑村和玲珑新村，玲珑新村是拆了玲珑村重新建起的新村落。2004年12月，从扬州大学毕业的董淑猛第一次来到玲珑村时，这里的破败超出一个城市人的想象：所有的房子都建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老式砖瓦混凝土建筑，开裂的瓦片透着阳光，墙面传出阵阵霉味。直到今天，这些老式建筑依然还在，只不过更加颓败了。

“我们曾经在医院的老楼里住了7年，直到去年才搬进新楼。”董淑猛说，“你看那个门上还贴着褪色喜字的就是我们当年的房间，10平方米，一张床，没有家具。”

在这之前，前来打探的医学院毕业生很多，但是留下来的，没有。甚至表示考虑一下的，也是寥寥无几。董淑猛和爱人徐娜很坦诚，他们说，第一次踏进玲珑村的时候，他们也心里打鼓。多少年了，玲珑村的病人只进不出，而医生只要一有机会就调动，只有老院长张荣卫“另类”地坚守多年。

看了一个下午，董淑猛和徐娜离开了，张荣卫一直把他们送到了车站，还给他们买了车票。这一点，让他们至今仍记在心里。“很多人可能帮你联系一下住处，但是临走了还帮忙买车票的，只有他一个。”徐娜说。

找工作的几个月，董淑猛和徐娜走过许多地方，广州、东莞、河源，不过，总是会想起玲珑医院。2004年，广东许多基层医院还没有皮肤科，对于董淑猛和徐娜来说，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不是难事。其后一个月，他们收到了很多医院伸出的橄榄枝，表示接纳，河源与东莞的多家医院甚至给他们足够的自由度，允许他们两人组成皮肤科。

但是，董淑猛和徐娜一一回绝了。经过慎重考虑，他们给张荣卫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决定去玲珑医院工作。”

“麻风病是个恶性病种，玲珑村条件差、环境差，收入更差，没几个人愿意留下。那个时候，医学院毕业生没人愿意来，这一下来了俩，终于觉得后继有人了。”在玲珑医院坚守了28年的张荣卫这样告诉《南方》杂志记者。

董淑猛和徐娜告诉了家人他们定下的工作，最初，家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医学院毕业肯定是医生。但是，当知道他们要去的医院时，双方父母坚决反对。

麻风病特效药在1980年以后才引入中国，在这之前，很多人对于麻风病有非常惊心的记忆和印象，董淑猛的父母也不例外。在其后的3个月中，除了面谈，就是一天几个长时间电话的轮番劝说。

电话中，董淑猛的母亲流着眼泪哭诉：“你别去了，那个东西很危险。你是大学生，我们托托关系，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作为一个医生，我当然知道父母是过虑了。但这也能说明普通人对于麻风病人的印象，也不能怪他们。”董淑猛说。

这场拉锯战持续了3个月，进度相当缓慢，双方都非常坚持，费尽口舌。董淑猛和徐娜顺便给自己的父母做了一次长时间的“麻风病”科普报告，每天要用上一两个小时。甚至还列上了到这个山里麻风村工作的种种“好处”：“虽说，我们每个月只有1022元，可是山里消费低，花钱少；山清水秀，空气质量好；翻山走道，也可以锻炼身体。”

双方父母最终尊重了他们的选择。董淑猛回忆说：“其实，我知道他们心里还是不愿意的。这个地方离家远，又缺医少药的，只不过是拗不过我们罢了。”

苦中作乐的扎根

不过，即使已经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们还是觉得条件艰苦超出预期。

碰到的第一个麻烦是，他们已经寄送了工作协议书，却发现单位编制已满。“没有编制，就没有工资待遇，本来收入就低，要是再没个编制，这工作真是没法干了。”张荣卫这样告诉《南方》杂志记者。

其后的几个月，张荣卫每天骑个自行车，一趟趟赶往30公里外的乡镇。从卫生局到编制办，再到人事局、派出所，一遍遍打报告、找领导，终于给他们争得了两个指标。

张荣卫说，跑编制是他应当做的，他们能放弃城市的好环境、好待遇，到这么个穷山恶沟的地方，年轻人没几个原意的。“而且，我现在想想，当时跟他们签合同也是非常刻薄的，合同上写的是15年的工作期限，是怕他们要离开啊！”

现实永远比理想更残酷，董淑猛两人还没立稳脚跟，一系列的问题就接踵而至。赶到玲珑医院的时候，正是7月，蚊虫、白蚁经常成群结队地在他们只有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巡逻”。他们住的房间有30多年，逢雨必漏。每天的饮食翻来覆去就是两样——洋葱和土豆。

“玲珑的情况和妈妈说的差不多，1980年以前的患者，没能得到及时治疗，都或多或少留下了残疾，手指萎缩变形，这算是轻的。18个村民截了肢，有个人甚至截去了两条腿。”徐娜这样说道。

这个特殊的山村要面对的问题有很多，与许多问题相比，住房的艰苦并算不了什么。数十年来，这个村庄一度被人遗忘，也被人排斥。徐娜说：“即使在2004年，下山买菜的村民，被人认出的话，小贩都会选择不做生意，挥手赶人。山外的人本能地躲避这些人，他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人。”

但是，村民热情接纳了他们。“村民经常给我们送菜过来，挑选最好的，送的白菜都剥得只剩下最嫩的菜心。”董淑猛说，尽管艰苦了些，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和中国其他800来个麻风村一样，玲珑新村在远离城镇的山沟里，离最近的村庄也有4公里。“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工作，我们就没事情做，只能坐在台阶上发呆，这有点像隐居。”徐娜打趣道。

玲珑医院到玲珑新村有1000多米的山路，去年修成了水泥路。这之前就是个烂泥坑，一遇雨天，就是个泥潭，而广东的雨季非常漫长。

山村的婚礼

2006年4月22日，对玲珑新村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那天一早，村民就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忙碌，能够帮得上手的村民都出来了，赶早买菜、买酒，搬动桌椅，贴上大红喜字，那天是董淑猛和徐娜的婚期。

“1957年，玲珑医院建立。50年，从没有过这样的喜事。这些人多数都是独身，没有子女。很年轻就到了这里，此后再也没出过村子，亲朋好友的喜事，他们也不可能去。可以说，那天是有玲珑这个村子以来的第一场婚礼。”作为那天主婚人的张荣卫说，做了那么多年的院长，从没看到过村民们这么开心。

婚礼非常简朴，场面却很热闹，双方的父母特意从连云港和南昌赶过来。早晨8点，董淑猛的一个江门日报的朋友送他们去了趟开平市区。徐娜做了下头发，穿上了租借的婚纱，婚车就是朋友的昌河。

“这些费用都是朋友给出的，我们的工资太低了，负担不了。”徐娜说。

对于这场婚礼，董淑猛开玩笑说，这叫物以稀为贵：“我们的婚礼绝对是与众不同的，想复制，那是很难的。你说，去酒店摆上几十桌，有钱就好办。可是，我们的婚礼，不一样！”

那一天，不知道是哪位村民带头喊了一句口号：“徐娜！你是中国最美的新娘！”

有些文字功底的杨玉锐那天也跟着喊了好久，而且他还给他们写了一首诗，恭贺新婚。

让“村民”有尊严地生活

现在，玲珑新村已经有了一个像样的医院，这是2010年建起来的，建成之前，医院拿不出一分钱。设计院和工程队都没急着要钱，工程队的队长甚至跟老院长张荣卫说，钱不是问题，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张荣卫很欣慰，对于他们的义举铭记于心。这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他在2004年的时候，就跟董淑猛和徐娜保证过，在他离职之前，一定设法改善一下玲珑医院的环境，不再让他们继续住在20世纪60年代的危房里。

但对于董淑猛来说，他一直有个念想。吃住条件的改善，只是最简单的一环。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人们对于麻风病的歧视。

“不可否认，这种歧视是存在的，但是真的很没必要。他们康复了，就应该是个正常人，他们应该有一个人的尊严，应该能回归社会，而不是进得来，出不去。”董淑猛这样跟《南方》杂志记者说道。

这一点，也是董淑猛和徐娜一直在做的，他们想通过各种渠道，改变人们对于康复者的恐惧。现在，除了应对新发病例，他们更像一个养老院的院长，照顾着55名高龄老人，确切地说，是55名残疾高龄老人。

漫步山路上，徐娜闲聊道：“我们现在不能再称他们为病人，病人康复了就应该是正常人。他们现在应该叫村民，这是一种尊严，他们有权有尊严地活着。”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