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1-10-09 11:01 | 来源:南方周末 2008-05-23 18:10:35 | 查看:1556次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程绮瑾
5月19日上午,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冯燕接受完南方周末的电话采访之后,匆匆赶去开会。她兼任董事长的台湾“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一下简称“儿盟”)受到上海市民政局邀请,将一起赶赴四川绵阳做失依儿童的扶助工作。
20日,“儿盟”执行长带领团队里最有经验、身心健康程度最好的社工作为第一梯队飞去四川,评估灾区的具体需求,以后每隔十天都会有另一梯队前去替换。冯燕和留守同仁则会尽快募集所需物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考虑到灾区儿童能否听懂他们的台式普通话,请上海民政局招募了讲四川话的志愿者。另外,他们担忧的是两岸没有直航,直接影响工作效率。他们已经在跟台湾红十字会联系,看能否随红十字会的救援队伍飞去四川。
紧张,却有条不紊。这得益于1999年9月21日那场大地震。冯燕还记得,第一次遇到如此重大的突发灾难,台湾人也是手忙脚乱,急忙寻找日本阪神地震的经验。今天,得知大陆也有众多热心人想为四川灾区献爱心,冯燕和其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港台专业人士,一致叮嘱:“热心虽好,但还是要有组织、有计划、接受相关训练才行。”
救灾时可以牺牲一些民主去实现效率
更长的时间:资源分配防“乱”
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发生里氏7.3级地震,震中在台中南投县,当地多山,地形类似四川。
除了“慈济”、“世界展望会”等体制完善的大规模慈善团体之外,台湾的大多数中小民间组织和热心人士在921震后的头几天,一个记忆都是“乱”。冯燕就眼见着有些热心人自己开车送来物资,却因为交通堵塞进不去灾区,就把物资交给后面的车辆带进去,自己又去运其他物资。
一些负责收集物资的单位和团体也对一些热心人的善举哭笑不得:太旧的衣物、过期的食物,不合用的锅瓢碗盘都捐了出来,令得工作人员手忙脚乱,拒绝他们的善意,又会招来一顿白眼。
接着麻烦的事是如何分配物资,有些社团志愿者抢着要发放物资,那是很有成就感的工作,能见度最高,还可以拍照留念。结果就造成物资发放处乱成一团,大家都在抢有利的位置摆摊设位。
台湾的社工们给捐赠者的建议是:“要考虑受赠者的需求,把拿出来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而不是趁机会把家里不要的东西像资源回收站这样丢出来。”对发放问题的解决办法则是:做分工,你发早餐,我发午餐;你发棉被,我发日用品……
更麻烦的是,在众多民间团体一起涌入灾区后,有些团体之间的调研项目重叠,让许多灾民本来就烦躁的情绪更火上浇油:“怎么你们反反复复老来问这个问题?!”
这时又需要分工合作。冯燕和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代表,每天都要一起开会,他们推选出执行小组和最有资历的人作唯一的主席,由他们为各组织安排分工。当发生分歧时,由主席做最后决断。“救灾时候,可以牺牲一些民主去实现效率。”冯燕说。
在各路民间组织里,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资讯。他们利用受震损毁不严重的暨南大学的设备,印刷制作《921社工咨询快报》,每天出刊,让需求和供给之间互通有无,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信息。
有些灾民身处比较偏僻的地方,不一定能及时获得救助。冯燕和同仁们只有用“最笨的办法”:背着物资走出去,能走多远走多远。同时印发传单,写明救助点在哪里,资源中心在哪里,见到灾民就灾发放,并请他们转给亲友。“这个时候最怕产生不实或者不准确信息,如果民去了一个地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救助,会对他们造成二度伤害。所以最好就是印出白纸黑字。”
一些摄影师响应需求做起“拍照志愿者”。因为当时灾民要领取财产损失的救助多需要把门牌号、电器等财物拍照为证。
遇到有人反复领取物资甚至囤积,怎么办?除了让媒体曝光之外,“儿盟”的办法是给物资编号,也让领取者登记。现在,“儿盟”在发放物资的时候还会带上照相机,为领取者拍照留底。台南神学院除了登记之外,还请当地教友一起发放物资,教友与当地人熟悉,可以看出哪户人家反复领取物资。
“但是说实话,这个时候‘兴利’比较重要,‘防弊’不是第一位的。”冯燕说。当他们发放食品的时候,有个爸爸一下抱走了三箱方便面。“他是怕孩子不够吃,抱走就抱走吧。他需要心理上的安全感。但是同时我们也会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保质期哦,如果快过期还没吃完就分给别人吧。我们还会告诉说,我们已经给你登记了,知道你住在哪里,以后还会去你那里探访的,让他安心。”
这个阶段,政府也逐渐为灾民发放抚恤救助金。台湾的民间团体又多了一类工作可做:协助政府发放救助金。“有人会利用机会从中榨取,我们就挨家挨户去访问。还有的人拿到钱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会帮他们去银行开户。”林娟芬列举说。
孤儿的抚恤金怎么处理?他们父母生前的债务或遗产所引发的问题怎么处理?他们没有适当的人照料,或者亲属互相推诿时怎么办?这些都是当时台湾灾后出现的问题。民间组织因此推动公家部门设立规范,对孤儿的财产采取强制信托,对孤儿的照顾责任按照血缘关系顺序裁定。
怎么我献爱心你还不要
自我完善:找寻自己的生命史
冯燕当时担任执行长的“儿盟”,在921震后第一时间,就接到很多热心人的申请,提出想收养孤儿。但是有些孩子或者孩子的家族亲戚并不愿意接受。“一些热心人也很受挫,甚至会质问,觉得怎么我献爱心你还不要。”“儿盟”的工作人员只有向他们解释,要尊重儿童意愿,也要给儿童一段时间去治疗哀伤。
他们也建议热心人,要帮助儿童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可以设立助学金,或者帮助就业,或者有的孤儿在震后连家里一张照片都找不到了,如果能帮他们找寻自己的生命史,也是善事一件。“灾后重建是很长时间的事情,大家的热情不要在第一时间就燃烧光了,要轮流接棒。”冯燕说。
热心人还会追问社会福利团体:我捐的钱物你们花到哪里了?有没有按我的意愿使用?
1999年10月初,在冯燕等人的呼吁下,台湾“全国民间灾后重建监督协调联盟”(简称“全盟”)应运而生,当时还享有声望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被召集人。“全盟”两大部门之一负责捐款监督。他们一方面提醒捐助人不要把钱留下就走,一定要索取收据;另一方面要求接受捐款的单位公开账目,如果受款者没有网站,可以在“全盟”的网站上张贴。“全盟”也会派人定期访视,监督受款者查账。一些会计师志愿者也会帮助查账。一旦发现问题,就送交内政部处理。
“全盟”的另一大部门负责服务协调。他们将加入联盟的各团体按照服务特色分组,每组有一个召集人。“我们也知道很多团体急匆匆加入救灾,并没有长远打算。”冯燕说。“全盟”就将他们分成梯队,互相接力。每个提供服务的组织都要提交报告,接受监督。
以救灾为己任的民间组织台湾红十字则因为921地震,将自身的救灾体系转型为备灾体系。该会秘书长陈世魁虽然921的时候在外国,没能亲历,但是亲历了美国911,也对佛罗里达州的洪水、新奥尔良的飓风印象深刻。“现在地球气候变化那么反常,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灾难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备灾尤其重要。”他说。
在921之前,台湾红十字会已经有救灾演练,但是并不扎实。而在灾后,他们每年都邀请消防单位为志愿者做训练,并联合政府防灾部门进行至少一次演练,有些志愿者还会被派送美国受训。同时,他们获得香港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的支援,在台湾设立24个备灾中心,每个中心都至少储备帐篷50顶、睡袋800个、毛毯800件等物资,还有抽水机、千斤顶、油压剪、无线对讲机等急救器材。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就近调配物资,而不用等海外援助。
5月16日下午陈世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由台湾红十字会派出的22人搜救队和一只搜救犬已经飞抵四川。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运送100多吨物资到四川,都是从他们的备灾中心直接调出的。
(责任编辑: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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