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光明日报》国学版共同发起的“文明发展的中国路径”开栏了，本栏目将通过专题文章、对话、访谈以及动态报道、综述等形式，探讨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欢迎海内外同仁加入这场讨论，从文明对比或比较的角度阐释中国文明的共性和个性。既可梳理中国文明的独特演进历程（如文明起源、中外互动、近代转型等），也可就中国文明的独特元素（如宗法社会、思想学说、价值理念、礼乐制度、律令体系、科举制度、书院教育等）发表高见。中国路径的探源性研究、进程性研究（近代性与现代性研究）、义理性研究，以及相关的专题、专史研究等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内容。同时，20世纪的先哲前贤对于中国文明的特点已多有论述，这份遗产亟待清理，相关研究近期内尤其欢迎。

　　主办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国学版

　　●时 间：2010年12月16日晚 ●地 点：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

　　●访谈嘉宾：

　　艾兰：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 陈来：清华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

　　王博：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 邢文：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理事

　　杨华：武汉大学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 持 人：梁枢

　　一

　　主持人：关于今晚讨论的主题我再简单做个介绍。国学版与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计划从2011年年初开始，共同推出个栏目叫“中国路径”。

　　这项计划酝酿已久。

　　2005年7月21日，我们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像今晚一样的小型讨论，主题是“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时代”。在座的王博和邢文那次也参加了。那是我首次触及“中国路径”问题。所触及的具体领域是“中国路径”的“发生学源头”问题，或者说“中国路径”的“探源性研究”。考古研究表明，人类在其童年，文化与思想还处在初步发育阶段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个以相似性为基本特征的时期。在进入文明时代之时，中西文化在共同发展中逐渐出现了“分岔点”，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的思想轨迹，为历史留下了两张迥然有别的“思想路线图”。“中国路径”的“探源性研究”就是要努力探寻中国人的“思想路线图”，就是要努力揭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本原。

　　2007年12月19日晚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搞过一次小型讨论。那次王博也参加了。主题是“道家之中西问题”。那次讨论对于我个人的最大收获是，关于“中国路径”问题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而成为“中西问题”。问题的提出方式，昭示思想的时代特质。较之古代，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为不断深化我们关于自我的认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系。我们要借助文化的“他者”，去寻找“古者”。如果没有这个“他者”，我们的国学研究只能按照自身的运思方向去演进；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为自己的思想史寻找“主词”；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向自己如此尖锐地提问：中国人是谁，中国人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促使我们的思考不断前行的真正推手是持续至今的新世纪“国学热”。几年来，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我们和海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进行过交流。我们发现，虽然学科与专业背景相异，视角与着眼点各有不同，却殊途同归，都在思考与“中国路径”相关的问题。这让我们由衷地感受到“国学热”所蕴含的时代感召力。当然，对于这个共同的“时代主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称谓。我们称之为“中国路径”；亦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等。大家共同的学术取向在于，以西学作为稳定的参照系，利用传世文献与新的考古发现，展开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揭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本质，从根本上解构西学东渐以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为在中西比较背景下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文明史提供“主词”。

　　今天晚上，我们将聆听各位对“中国路径”相关问题的高端思考，同时，还要请各位学者就这个栏目究竟怎么办发表高见。

　　杨华：首先我代表“中国路径”主办方之一——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欢迎和感谢各位参加今晚的讨论。“中国路径”这个词最早是由侯外庐先生提出来的。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针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殊发展路径。可是我们现在谈“中国路径”，不仅仅是局限于侯先生关注的时段，应该是上古社会、中古社会和近古社会一起考虑，梳理整个中国文明演进的自身特点。

　　我们今天来谈论中国文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是基于这样的语境：

　　第一，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改变了全世界对中国的眼光。东亚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独特过程，说明人类文明发展存在多种路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偏见不攻自破。世界各地纷纷出现“重新审视中国”的思潮。对中国文明历史发展路径的研究，正是对此种时代思潮的回应。

　　第二，在国内，随着文化自信力的增强，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祖先文明，力图从传统文明中挖掘现代社会的有益资源。国家已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第三，今天，全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最近一两百年来形成的解释人类文明的学说模式，大都忽视或者未能充分关注到中国元素的存在，大都是以西方欧美经验为主体来建构的。而今天，中国文明独特的演进历程和丰富内涵，正在增加全球人文社会科学解释世界文明的维度，成为新视角和新话语。这又更加促使我们自己反观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明特点。所以，国内哲学界在提出要回到中国哲学的传统话语，文学界也在提古典文学的自性问题，也就是说，按照中国传统的话语来调整近百年来的理论解释模式。

　　这几点归结在一起，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文明演进道路的独特性，挖掘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元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或者新框架。我们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一直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与此同时如梁枢刚才所言，国学版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共同来发起这场讨论。

　　二

　　陈来：开办“中国路径”栏目是很有必要的。我想这个栏目至少首先应该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讨论的经验，这是我们进入新的讨论的一个前提。比如，侯先生的讲法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的，马克思的观点是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其他民族是营养不良的，或者早熟的。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视野。不过，这个比较的视野和我们今天讲的平等的文化多元性主张不一样，还是倾向于把西方看成是正常的，把别的民族文化都看成不正常的。这不是马克思的错，因为当时整个流行的观点都是这样的，中国人自己也这么看。今天这个时代，却给了我们更好的条件，让我们可以更彻底地贯彻平等的多元的文化观。

　　第二，侯先生讲，“古典的古代”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常态，但是他承认，从“前文明社会”到进入文明的社会，应该有多种形态，不是只有“古典的古代”一个方式。当时他的认识主要是讲还有“亚细亚形态”。这个“亚细亚形态”跟古典的古代不一样，是前文明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另外一个路径。侯先生把这个看成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但是侯先生的讲法主要是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到底是私有还是国有。

　　杨华：是。

　　陈来：因为侯先生比较看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中国路径的话，就不光是仅仅研究土地制度，还要包括它的文化、思想、宗教、伦理，从综合角度来看文明发展的情况。

　　第三，梁漱溟先生对此问题早已经有所觉察。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讲人类文明有欧洲的路子、印度的路子、中国的路子。我要强调，梁先生的特点是放在“路向”上。“道路”是指实际走过的全过程，“路向”则是指道路的方向在哪。以梁漱溟的经验来看，在讨论几大文明的路子的时候，不仅要看它怎么走过来的，还要看它的方向。这就是所谓的“迹”和“所以迹”的问题。梁先生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你往这走？中国文化是走的三种路向中的第二路向，第二路向就是注重调和适中，要人际关系和谐。我想这样的讨论，对我们还是有意义的。

　　第四，中国路径的讨论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还是应该有所区别。我们的关注应该在古代，这个古代一直到晚清。不管早期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路径路向和今天的发展有关系或者没关系，它本身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实施研究的领域。可能有些研究的动因是和今天的中国道路讨论挂钩的，但是我们具体做研究的时候，我是反对牵强地结合的。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地研究中国文明的道路和贡献。

　　第五，在本栏目研究中所涉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好地处理，既不能变成一个特殊论，也不能变成一个中心论。我想，把这个栏目办好，就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吧。

　　主持人：陈来老师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我听了很过瘾，主要是心里头有底了（笑声），知道这事至少没做错。艾兰老师您来吧。

　　三

　　艾兰：“中国路径”，英文也可以翻译成"the Chinese path"。其实，怎么研究“中国路径”的问题很复杂。现在在外国，搞古代中国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大家的兴趣不一样，理论方面也很不一致。我个人非常喜欢搞大的理论问题。原因不只是因为我对中国有兴趣，而且我也想知道欧洲的特点在哪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很不容易想到你自己是不正常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正常的，要了解自己，就必须研究别的文明。你只能通过引进别的文明，才能知道这个道理。我也很希望影响别的人的思想。可是我必须说，大部分的西方学者，不太喜欢谈论这一类的问题。大部分的人习惯了做很具体的研究。但为了了解人类，这一类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可以利用比较的方法。可是我老觉得，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常常是把西方的文明当成正常的、用西方的眼睛来比较。说是比较，但不一定是平等的，因为理论常常是从西方来的。

　　主持人：这样，一会儿艾兰老师再发言的时候如果能用汉语谈，您就用汉语谈，您要觉得用母语更顺畅，那就辛苦邢文帮着翻译一下。

　　王博：刚才她（艾兰）已经用英文了，"the Chinese path"。（众人大笑）

　　国学版做这么一个栏目，“中国路径”，我想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样就可以让国学版聚焦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把划分在不同学科下的资源给充分地整合一下，总体上来对中国路径进行思考。

　　我想谈三点。第一是中国路径的问题，从最初的研究者开始，如胡适和冯友兰、梁漱溟等等，都是从比较来进行的处理。比较的前提，事实上都是对某种中国特殊性的认同。当然，这种认同并不必然就意味着中国必然得保持这种特殊性，这是两个问题。

　　主持人：对。

　　王博：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用西方哲学的问题，来处理中国的材料，胡适也有类似的特点。这样梳理也让中国融入这个世界，而不是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把中国和世界隔离开。问题是，这里面会有一个矛盾和困惑，这就是冯先生最后越来越意识到的。一方面要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寻找某种普遍的东西，共同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中国精神的主体性，它本身有这样的矛盾。

　　第二点，我们讨论中国路径，同样的路径，背后可能是不同的前提，或者不同的基础。一种前提是强调特殊性，第二种前提是强调主体性，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强调特殊性就会有一种危险，就是用特殊性来对抗普遍性。因为过分强调我是特殊的，于是就表明我可以不接受某种普遍的东西。这普遍的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类共同生存的经验，以及人类面对世界的过程里面能够诞生的普遍的智慧。事实上这正是不同民族可以进行沟通的桥梁。

　　但是主体性就不一样，主体性实际上就是要确立自我。确立自我之后的第二步是什么？是融入世界。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主体性只不过是通过确立主体的方式，让自己找到一种与世界去相处的方式。而不是把自己封闭，或者把自己孤立开来。

　　第三点，我相信“中国路径”这么一个栏目的设置，会引起非常丰富的讨论。而这讨论，一定是包含深远的，可能引发刚才所说的更多的思考。不同的人讨论的“中国路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保持一个足够的开放性是比较健康的。我先谈这些。

　　四

　　邢文：刚才听了各位的高见，很受启发。我也谈谈我自己的想法。在国外有一个感触比较深的地方，就是学中国历史的，你进不了历史系，人家历史系不研究中国历史。学中国哲学的……

　　王博：进不了哲学系。

　　邢文：对，进不了哲学系。但是哲学系还是有例外的。

　　王博：至多是在夏威夷大学，夏威夷那有特殊性。

　　邢文：对，因为安乐哲在那儿。大部分的情况是，不管你研究中国传统的哪一门学科，你在国外进不了相应学科的那个系。那我们能进什么系呢？东亚系，或者是亚洲语言文学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中国研究在国外是被边缘化了的。

　　这种边缘化其实很正常，因为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他研究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他研究文学，就是指研究西方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是属于东亚系。在我们学校——达大（达慕思大学），这个系的名字就更大，叫“亚洲与中东语言文学系”。（众人笑）

　　在《光明日报》上开辟“中国路径”这么重要的一个论坛，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立场，应该有别于纯粹西方人的立场，也应该有别于不是专门做国学或者中国学研究的研究者的立场。这种区别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要研究我们自己的路径。西方人把西方的东西作为他们学术的参照，这是合理的；我们把中国作为主体，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去研究，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我们自己不站稳这个立场，而是过多地考虑平衡也好、中立也好，其实对我们是不利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想谈谈方法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国路径”的研究，在方法上离不开比较，离不开中国古代文明和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从比较考古学、比较古典学、比较思想史、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等各个角度进行研究。这是进行“中国路径”研究的比较科学的，同时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方法。从比较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的原则立场能够理性与公正，而不会成为什么“中国中心主义”。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不是谁一家独尊，而是我们承认各自的特殊性。

　　第三点意思呢，我想说我们应该从实例出发，从一些有“中国路径”特色的实例出发。比如组合数学。数学有两类，一类是我们都知道的做数值计算的连续数学，另一类是组合数学，也就是离散数学。组合数学是什么？我们搞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的河图、洛书。洛书之学，在数理上就是个“三三幻方”，不同行列的数相加，都等于十五。这不是一般的数学计算，这是组合数学的先驱。这是全世界的数学家都公认的。组合数学是电脑发展的基础。这是数学领域里的“中国路径”在全球成功的例子。

　　主持人：谈得非常好。大家都谈到，近代以来的大学者都是从比较的角度来切入的。这也是时代使然，只能这样。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是一笔大的思想遗产，会对我们的讨论有很丰富的启发性。

　　艾兰：东方、西方的说法还是受到了“欧洲是正常的”这种思维的影响。但是，人类文明还有别的路径，不光是中国的、欧洲的，还有印度的、南美的、非洲的等许多路径。中国的路的一个特点是没有断裂，这非常有意思。其实，中国路径有不少基本的问题值得研究。比如我老觉得古代宗教和每一个文明的特点都有很亲密的关系。好像人很早就决定了文化的一些归宿。比如，中国人觉得人去世以后还在那里，还需要祭品，因为早期的神就是祖先，后来的神也就是去世的人，不是古希腊那样超自然的神，和欧洲很不一样。

　　二十几年前我和安乐哲先生有一个讨论。他说他在哲学系，必须做比较哲学，要不然搞西方哲学的学者不接受它的研究。那个时候，西方学者很少愿意把自己当“汉学家”。现在有点改变就是，许多人愿意把自己当汉学家，就是说，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的文明。中国的大学早就受到了西方大学的影响，比如你们这里的大学和我们的大学课程很一样的，比如历史系、哲学系的课程安排等。可是中国的传统不太容易放在这样一个学科划分的体系下。其实，我一直呆在中文系有这个好处，就是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人管。可是在哲学系和社会科学系，就完全需要按西方的学科划分的方法去做。

　　杨华：学科的规范。

　　艾兰：这已经不好再离开了，因为这在中国也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杨华：我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梁枢提出的，怎么面对20世纪大师们对“中国路径”思考的一大笔遗产。各位老师讲得有道理，我们现在有超越的可能性，也有超越的必要性。一是我们在时段上可以扩充他们的讨论。我们以前受一些约束，比如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动辄被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受到批判，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摆脱这些东西了。我们可把它摆在人类学或者民族学的框架下来谈。另外我想谈艾兰老师提出的问题。邢文及几个老师都谈到，中国是有很多特点的。比如：书院制度、科举制度、礼乐制度、礼仪制度、律令制度，包括经学问题等等，都是中国的特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些“元问题”，即更根本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比如探讨各民族文化在生死问题、宇宙观念、灵魂问题、婚姻问题、性别问题这些方面的不同差异，思考就可能更深入一些。

　　主持人：今天晚上就这样，辛苦各位。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