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丰均在办公室

中学政治课本

董丰均当年收到的张道旭的信

董丰均在马基雅维利墓前

董丰均的书籍和发表文章的刊物

董丰均用过的教学大纲

　　告别中学讲台已近两年，但59岁的董丰均始终觉得自己在政治教学上的“最后一课”，至今还没上完。

　　这一课的内容，是要纠正中学本中他认为有待商榷的一些表述。为了补好这一课，他的办公桌上，长年备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凯恩斯的《货币论》，以及多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中学政治教材等书籍。身后的报架上，夹着他爱看的几份报纸，倚着书柜堆放的旧报纸，高过了他的头顶。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这位政治老师眼里，这些书报，都牵扯着他未竟的政治课教学。从2009年秋天至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这些书报间，寻找答案。

　　一封信带来的改变

　　 困扰董丰均的问题，出现在2003年10月22日。

　　那天，他拆开了一封写着“董丰均校长收”的信，随后这个教了27年政治课的老师便开始“寝食难安”。

　　写信人是十堰市房县一中政治教师张道旭。那年暑假，他参加了全市高中政治教师暑期培训，主讲老师就是十堰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董丰均。

　　刚教了3年政治的年轻人在《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上看到，有人在《纸币的职能》一文中的观点，与高一政治课本上的提法互相矛盾。

　　“我有疑问，便给董老师写信请教。”张道旭回忆说。郧阳中学是十堰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董丰均时任副校长。

　　此前，董丰均教过的高三学生中有多人的高考政治成绩列鄂西北地区第一。在张道旭眼里，董是整个十堰市最优秀的政治老师，应该可以解答自己的疑问。

　　信中，执弟子礼的张道旭问道：“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课本的标准答案很明确：没有。但这一次，董丰均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回答，而是把自己手里的政治课本又仔细翻阅了5遍。他发现，书里说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但隔了没几页，又说美元、英镑、日元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摊开双手，用手指敲着办公桌厉声道。

　　董丰均一直颇为自豪的一点是，自己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被学生的问题难倒过。但这一天，他发现自己第一次被“问住了”。尽管有些难以接受，但他还是承认了这一现实。在给张道旭回信中他说：“这个问题容我研究后，再给你答复。”

　　在女儿董蕾的记忆里，爸爸喜欢跟人争辩，并且很少有争输的时候。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喜欢从理论上搞清楚。然而这一次，自认为说服能力比较强的董丰均发现，自己教了20多年书，这些理论却依然没搞清楚。他打心底里难以接受。

　　更何况在他看来，张道旭是执弟子礼郑重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问老师问题，老师不能不闻不答，而且必须给出负责任的明确答复，这是老师的职业道德要求。

　　不问对错的27年

　　如何答复这个问题，从此成了董丰均的心病。他开始四处寻找答案。

　　他从家里的地下室里，找出了《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已经发黄的书。这些书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时的教材和读物。

　　看到这些书，董丰均想起来，那会儿教他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黄思谦教授，似乎也曾对如今张道旭提出的问题有过疑惑。不过，教授在当时只是留给了台下听讲的学生们一个思考题，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

　　30岁出头的董丰均当时也没有思考出个所以然。回到郧阳中学的课堂上，这个已经教了8年政治课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一切以参考答案为标准，因为高考只认参考答案。”

　　这种策略收效明显。董丰均所带的高三学生，陆续在高考中出了好几个鄂西北地区的政治单科“状元”，其中一个班的高考综合成绩更是创造了该校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奇迹”。

　　虽然在备课时会发现有些地方自己想不通，在教高一学生学习、带高三学生复习时，也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但这位政治老师觉得，让这些山里的娃子们背好参考答案、高考考出高分，才是最大的“政治”。

　　“所有的不通，也就放下了。”董丰均回忆说。

　　并且，他当时很真诚地认为，“教材不是一般的书，代表着已经公认的文化、科技和思想成果，代表着国家意志。不仅印量最大，而且通过最正规最有效最强制的渠道，经老师向学生灌输”，“教育部门在编写教材时，肯定是慎之又慎的”。所以，教了27年政治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材会有问题。

　　也是在这不问对错的27年中，董丰均一步步由学校的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校办主任，最后升任副校长。而他的政治教学水平，也在整个十堰市得到认可，被选为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

　　27年下来，董丰均手里的中学政治课本内容和高考重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简史”和“时事政治”等5大块的内容。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被取消，再后来“社会发展简史”被“政治学”所取代。

　　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学生了解“时事政治”，董丰均曾把家里好不容易凭票买来的日立牌电视机搬到教室里，让学生们看新闻。他旋转摇晃着天线，尽力让画面变得更清楚，然后自己站在那里扶着天线。

　　近20年后，董丰均到宜昌旅游时，一位当年的学生动情地向董蕾讲述了这些往事。那个孩子已经上中学的学生说，他还记得有一天雷雨交加，自己一直担心扶着天线的董老师会被雷电击中。

　　董丰均自己则顾不上担心这些，他当时正被一些问题困扰着。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困扰越来越大。“我当时对教材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说法确实有疑问，怀疑帝国主义到底会不会灭亡啊。”他笑着回忆道。

　　不过这种困扰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的这种疑问就出现在了学生的考题里，而从这些考题的参考答案里，董丰均找到了新的理论逻辑，疑问自然也被打消了。

　　在学校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上，这位旁征博引的主讲老师也变得更加应付自如了。他的讲课风采，折服了不少学生。

　　“他讲党课，不仅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学识渊博，而且说话很真诚。”目前正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吴胜涛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董老师给自己上党课时的情景。

　　几节党课之后，当时的高二学生吴胜涛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敲门走进了董丰均的办公室。在张口说话之前，吴胜涛先给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明自己的来意。他刚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感觉自己的政治课跟不上，很多考题不会做。他听一些毕业学长说，董老师不像有些政治老师，上课只会念课本，而是看马列原著，然后结合课本深入浅出地应用到讲课中。所以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长能给自己补课。

　　学校里有这样肯学好学的学生，董丰均感到很高兴。他告诉这个怯生生的孩子：“没问题，只要我不开会，你下课后随时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董丰均除了教自己班上那些高一、高二学生的政治课，还在每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之间，义务辅导自己眼中的这个“可造之才”。每当有会议的时候，他会提前告诉吴胜涛，或是在办公室里留张纸条。

　　最终，吴胜涛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这番师生情，也成为郧阳中学校园内的一段佳话。

　　看得见的高考，看不见的政治

　　2002年，吴胜涛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北京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做了政治老师。他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董老师的影响。

　　初执教鞭的年轻人，从他的老师那里吸取经验，尽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在上政治课时，吴胜涛欣喜地发现，“只要不照本宣科，言之有物，学生还是很买账的”。他的努力，也让他在校内教学考评中，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然而在备课的时候，吴胜涛常常发现，有很多问题自己想不通，背下来很容易，跟学生讲清楚却很难。

　　他经常就这些问题跟人讨论，发现不少老师也有同感。但也有人开导这个年轻人：“想那么多干吗？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

　　有时候，吴胜涛会把课本里那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跟教研员讨论。但他发现，进行一般的探讨还可行，一旦这些问题成为考题，有了参考答案，再要讨论就很难了。

　　几年的任教经历以及与同行之间的交流，让他越来越觉得，很多老师根本不相信自己所教的东西。“他们觉得政治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稿子已经写好了，照着念就行。”当然，更让这个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少政治老师不仅不看书，而且认为课本里那些东西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这顿时让吴胜涛失去了授业、解惑的快乐。他甚至觉得，政治老师处境尴尬——“官方说政治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把政治课当回事，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

　　他时常把这种感觉跟董老师交流。但董丰均总是告诫这个曾经的学生，当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

　　在湖北省的一次教研会议上，董丰均主动起来发言，话题便是“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孔子能成为万世师表，不是他语文和数学教得好，也不是他艺术教得好，而是他政治教得好。

　　但是董丰均也很明白，政治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

　　有一次，省里一位教研员到十堰市传达中学课程改革的有关精神。在会上，董丰均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课教学的一些想法。他说罢，那位教研员随口嘟囔了一句：“政治不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吗？”

　　更让董丰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从1993年起，理科高考便不再考政治了。他认为这是“国家政权削弱了对政治课的重视”，因为中学政治基本处于“不考就不学”的状态，而理科学生多，聪明的学生相对也多，这些聪明的大脑大都抛弃了政治课。那些没法抛弃政治课本的文科生，很多人对政治课也提不起兴趣。

　　董丰均为此忧心忡忡。“政治课除了教娃子们考试，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人生哲学。”他强调道。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时候，政治老师和学生们只是为了考试在学在拼。他们不得不依赖参考答案，进而不得不依赖政治课本。

　　不知对错的7年

　　所以当年轻的政治老师张道旭提出疑问时，董丰均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了。

　　除了翻出自己当年的进修课本，这个在妻子眼里“一辈子爱抬杠，钻牛角尖”的人，还跑到市图书馆借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通读这些书籍之后，他写出一篇文章《纸币到底有哪些职能》，认为“教材应做适当修改”。文章后来发表在2004年第8期的《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上，他还收到了70元的稿费。

　　回到课堂上，他手里的教科书并没有如他所愿“做适当修改”。他在论文里所思考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

　　虽然已经认定课本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董丰均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是紧扣课本，“即使错了也要按照课本来”。

　　“没办法，娃子们要参加高考，要升学，而高考只认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则以课本为标准。”他感慨说。虽然深刻感受到，这种只背标准答案，不问问题的教学与考试，会禁锢创新精神和思想，但他无能为力。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虽然自己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不主动去讲自己的疑问，但学生也很少提出问题。

　　董丰均特地将201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第12版收藏起来。因为上面刊有原国家总督学柳斌的文章《当前教育最缺“问”》。文章写道：“我们现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不是在学‘问’，而是在学‘答’。”董丰均特地将文中类似的语句，用红笔划了出来。这一弊端，他感受颇深。

　　自己的文章在2004年发表后，董丰均把文章寄给了敢于提问的张道旭，算是老师给学生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在思考怎样回答张道旭的过程中，董丰均对货币有了更多的思考。2005年，他写成一篇论文《试析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的不可行性》，拿到一家期刊发表。由于驳斥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编辑疑虑重重地问他，“会不会闹笑话？”董丰均告诉对方，“绝对不会，你要相信我。”这篇论文最终发表了。

　　一年后，他又写出论文《对当代货币的理论阐释》，针对马克思提出的“货币天然是金银”一说，他提出“货币天然是信用”。

　　因为这篇论文，董丰均在2006年12月收到一所重点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用稿通知。通知说，他的“大作”将会刊载在该刊2007年上半年的“专辑”里，但他需要在收到通知的7天内，交纳版面资助费800元。

　　得知自己的论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董丰均喜出望外，随即寄出800元。论文如期刊载在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专辑上，这一度让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然而这种快乐在当年暑假就匆匆消失。一位校友回校看望老师，董丰均跟她聊起了当下的社会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话题转到学术腐败上。校友提及，一些学术刊物为了挣钱，常常以出增刊和专辑的形式收取版面费。尤其是“专辑”，印刷后一般只寄给文章作者，而里面的文章，很多在期刊文献的数据库里根本检索不到。

　　听到这些话时，董丰均想到了自己的文章，虽然尽量不动声色，脸上却是一阵又一阵的滚烫。

　　回到办公室，他迅速在网上检索，结果真如对方所说。

　　“我被愚弄了！”董丰均至今仍难以掩饰当时的惊诧与愤怒。

　　他随即致信该刊编辑部，愿意再出800元钱，要求将论文发表在正刊上。编辑部未予理睬。他再次致函询问，编辑部终于回信说，“董先生在信中所阐述的文章的学术价值，至少本刊相关编辑对此并不认同”，故只能发在注有“专辑”字样的增刊里，“只是普遍地，专辑的订阅量很少”。

　　“不认同学术价值，但只要给钱就发表，这难道不是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并且学术良心泯灭吗？”董丰均愤怒地说道。

　　他找到自己在武汉当律师的学生，试图跟编辑部打官司。但学生告诉他，“这种事儿太多，打官司没什么意思”。董丰均只好作罢。

　　就这篇文章，他还曾在朋友的介绍下，与一位经济学教授取得过联系。

　　打通电话后，教授上来就问：“你是不是想发表文章提职称？”

　　董丰均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船到码头车到站”，关心的不是职称，而是自己对政治教材的一些想法。教授听完后，告诉他：“这个问题理论价值不大。”

　　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某知名大学主办的期刊里担任编辑，是郧阳中学校友。董丰均给他寄去论文后，打电话告之自己的这篇论文“是要纠正政治教材的错误”。

　　电话那端，教授略有迟疑：“教材，教材？……”董丰均顿时领会到，中学教材里的错误，在教授们看来实在是个小问题。

　　但在董丰均看来，这不可接受。以他的经历，他知道在教学过程中，中学师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

　　“理论界有争议的东西，我们教学中得按教材上讲的处理。教学是为了参加高考，高考得靠正确答案得分。”张道旭说得更直白。

　　这个当年勇于提问的政治老师坦言，大部分政治老师都是教书匠，对很多问题都没有思考，或者认为没有思考的必要，不会像董校长那样去思考。他介绍说，跟语文、历史等其他学科不同，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教得好的政治老师也很少。有影响的中学政治老师，大都是编高考复习资料，或者是研究高考命题的老师。

　　这一点也得到郧阳中学政治教研组组长丁仕国的认同。“政治老师确实没有特别有声望的。”他说。

　　丁仕国介绍，稍微有点名气的政治老师大都热衷于编资料、搞讲座，没人像董丰均这样跟政治教材较真。

　　2008年，董丰均发现已经使用了3年的高一《思想政治》教材上，有两处表述错误，一处是“纳税人”的定义里掉了一个关键的字，另一处则是将定期储蓄的存期种类搞错了。

　　发现这些错误后，董丰均及时写了一篇小文章，刊登在当地的一家刊物上。他坚持认为，“教材是最权威的知识载体，不能容许出现可以避免的错误。”

　　我只是追求真理和思考的权利

　　2008年，董丰均曾托人将自己的论文发给国内一份权威的经济类期刊。在等待了3个多月之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因版面紧张，无法刊登。”

　　这样的拒绝没有让董丰均灰心，反而让他心中有了更多的希望。他认为权威期刊以“版面紧张”而非“没有学术价值”的理由拒绝自己的论文，或许说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非毫无价值。

　　在几张已经起皱的稿纸上，董丰均将自己收集来的各种正规期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很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先后给这些期刊投稿，最终都换来了同一个杳无音讯的结局。

　　2009年4月，这篇论文终于在一本名为《现代经济》的刊物上发表。不过，为此董丰均支付了900元的版面费。3个月后，他的另一篇论文在《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上发表，花费了他460元。

　　这期间，在吴胜涛的联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名家讲坛”系列之“光荣的人民教师”讲座，邀请董丰均讲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组织者误将他介绍为中学特级教师，结果他一上台就纠正，声明自己只是高级教师。

　　据他的同事介绍，在最有机会晋升为特级教师那年，身为学校领导的董丰均将机会让给了一位普通老师。再后来，评特级教师有了课时量的要求，作为校领导的董丰均因为代课少而失去了机会。

　　这也难免让外面的人认为，他发表论文是为了评职称。实际上，在2009年秋天被定为正处级调研员后，董丰均应学校的要求，才首次将自己发表论文的情况汇报给学校。

　　在2009年6月8日的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结束后，57岁的董丰均送走了他所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也告别了他坚守33年的政治课讲台。被定为调研员后，他可以不用再上课，也不用每天打卡上班。

　　不用教课，让董丰均的日常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但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些遗憾。

　　“把知识讲给学生，让学生理解，看他们会心地笑了，这是一种享受。”董丰均翻着那些自己曾经用过的教科书说道。

　　说到激动处，董丰均常常会撅着嘴，双目圆睁，满脸通红。他经常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2009年初冬，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老同学。同学问他在忙什么，他回答在研究货币。对方很意外，他竟会对钱币感兴趣，于是热情地说，自己认识十堰市钱币学会的人，可以介绍他认识。董丰均马上纠正道：“不，我要联系的是金融学会。”

　　结果，在听了他“货币天然是信用”的提法后，这位曾经担任市社科协领导的同学，直斥董丰均竟然提出跟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同学说了一句，“你这叫狗胆包天，无知者无畏”，然后挥手离去。

　　接下来的冬天，董丰均几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出了10余万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打算出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充满着自信。因为在他告别讲台之时，拿到的新政治教材上，谈到纸币时已经不再讲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书稿完成之后，董丰均几经辗转，通过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联系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货币天然是信用》的小册子。他需要为此支付3万元。他的6个学生得知这件事情后，共同捐助了3.1万元。

　　书出版之后，有毕业生提出要把董丰均手里的几百本书全买了，算是对老师的支持。这遭到了董丰均的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为了卖钱。”

　　每次碰到自己认识且觉得有见解的人，他都会主动送给对方一本书。不过送之前，他都会先问一句，“读不读？不读就不送。”送之后，他还会追着问对方读没读、有何感受。

　　他先后已经送出了几十本书，只有那位说他“狗胆包天”的同学很认真地给他反馈。这多少让董丰均有些失望。

　　侄女在武汉一所高校经济学系读研究生，董丰均希望侄女的导师能看看他的这本书，评判一下他的研究。但侄女回答：“导师忙得不得了，哪有功夫读你的书！”

　　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他特地带着书到一所著名高校，想向该校经济学院院长请教，但刚进学院大门便被保安拦住了。在他说明来意后，保安告诉他，院长“忙得很”。他只好到学校的大门口照了一张相，以证明自己来过。

　　这一次的遭遇，让董丰均很难受，甚至觉得屈辱。“如果专家们论证我是错的，我认，而别人也就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是，你不能认为我是鄂西北小山沟里的一个普通老师，就认为我没有思考的权利，并且对我的观点不闻不问。”

　　从世博会回来后，董丰均跟随旅游团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团里只有他一个人专程去了圣十字大教堂。他特地花5欧元买了一张票，在马基雅维利墓和伽利略墓前面，分别照了一张相。“这是个求真的民族。”董丰均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这种形势下，政治怎么教？

　　经常有当中学政治老师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向董丰均诉苦：现在的政治课越来越难教了，学生们对课本越来越不感兴趣。

　　董丰均则告诉他们：“我们现实的问题，一个是腐败，一个是缺乏民主。政治课本里对这些问题，没正视，没解释，政治课上谁又敢讲呢？学生自然说你空对空。”他认为，政治课在学校里比较尴尬的原因，一是课本与现实脱节，二是政治老师自身素养也有问题。

　　对此，吴胜涛也深有感触。“政治课上得一直比较拘谨。很多人认为，只要讲的东西和课本上不一样，就是反动的，搞得一些比较好的政治老师也觉得在政治课上‘探讨是没有意义的’。”他说。

　　最终，当了4年中学政治老师的吴胜涛辞职离开了讲台，因为“满腔热血地干，最后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连自己也困惑”。

　　董丰均则不肯就此放弃，因为有一些经历让他记忆深刻。有些他教了3年的学生毕业后，他问对方：“你说世界上有没有鬼？”学生回答：“有鬼，有鬼。”而当他与一些政治老师聊起这个话题，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他将这视为政治教育的失败。

　　“政治课上的道理如果不讲通，那些只知道背答案，然后说自己懂了的人，只能是假懂。”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治课本上更不能出现错误。这也是他与政治课本较真儿的原因。他比喻说：“这就好比大庭广众之下，有领导不小心裤子开了一个叉，很多人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提醒他，但我得说出来，不要让他丢人。”末了，他又补上一句，“不然现在这种形势，政治怎么教啊？”

　　2010年12月31日，董丰均带着他的书和教师资格证到了教育部，想找负责教材编写的有关部门。他在传达室被拦住了。他告诉对方：“教科书很重要，但上面写错了。”对方则回应：“你说错就错啦？”

　　他没能进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教育部门口留张影。但他刚掏出相机，还没摆好姿势，便被保安喝止：“这里不让照相！”他只好去后门照了张相，然后略带失望地踏上了回十堰的列车。（本报记者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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