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狱中自述》（局部）

钟南山赴武汉的高铁票

　　方志敏学生时代使用的笔墨盒。此笔墨盒是方志敏在家乡读私塾时老师所赠，一直伴随他的学生时代。1922年，方志敏离开南昌求学，将其留在南昌一位同学家。新中国成立后，该同学家属找到方志敏的夫人缪敏，完好无损地归还了这件笔墨盒。刘同华 摄

　　“有幸报国，不负少年！”

　　“青年人就应延续这样的精神，心怀天下，吾辈何辞？”

　　“看了介绍，真是特别好的一个展览，一定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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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引发许多观众和网友感慨留言。

　　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何叔衡在长征出发前夕送给林伯渠的毛衣、方志敏嘱托胡逸民把手稿带出监狱的亲笔信、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守岛时升起的国旗、黄大年记录的关于无人机设计构想的笔记本、“援鄂重症新冠肺炎诊治李兰娟院士国家医疗队”全体队员签名的队旗、钟南山赴武汉的高铁票……170余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手稿、家信、遗书等珍贵文献以及各类实物，饱含着深沉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

　　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一份遒劲有力的毛笔书写材料，引起很多人关注。这份材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遗作《狱中自述》。李大钊被捕后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这份《狱中自述》，是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李大钊，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每月可以拿到几百块大洋的薪水，在当时这份薪水足以养活四五十人。本可以生活得舒适安逸、做一个教授学者，但是他却选择了“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的道路，最后为此牺牲生命。

　　在李大钊的文章《牺牲》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在展出的这份“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回顾了壮烈的、革命的一生，始终不渝的是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对内唤起国内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他在《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向军阀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表达了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百炼钢也有绕指柔，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充满了人文光辉，尤其是他表达对妻子默默支持自己的感念之情，虽然着墨不多，字里行间足见伉俪情深：“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细细读着《狱中自述》，我们感觉这位坚定的革命者从未远去。“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他的精神和事迹，担得起头顶的日月。

　　三兄弟一起走上革命道路

　　展览中，有一部诗稿《初学集》，封面上写着“复生”两个字。这里的“复生”就是早期革命先驱王复生。

　　王复生，本名王濡廷，1896年生，云南省祥云县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后，他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改名为“复生”。

　　1918年，王复生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国文学系。此间，结识有志爱国青年罗章龙、邓中夏，并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指导下，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苏俄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5月4日，他作为骨干，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1920年1月18日，通过罗章龙介绍，王复生认识了毛泽东，两人一见如故。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王复生与罗章龙、邓中夏等19人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被推选为法文翻译组组长。同年冬，王复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王复生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王复生就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到陕西华县、绥德和广东广州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王复生在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不断地向家乡祥云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接受这种宣传最多的要数他的亲兄弟。他引领自己的两个弟弟王德三、王馨廷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就是著名的“王氏三杰”，三兄弟全部为革命牺牲。

　　王德三考入北大预科班后，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和哥哥王复生一起担任法文组的翻译，夜以继日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王德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组织派王德三回到云南开展革命工作，历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临委书记、第一届省委书记。1930年，32岁的王德三因叛徒出卖被捕，于昆明英勇就义。

　　三兄弟中年龄最小的王馨廷，赴北京求学时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工作。在一次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中，王馨廷被军警打伤，吐血成疾。1924年，因为旧伤复发，王馨廷在陕西去世，年仅16岁。解放后，王馨廷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从展览中展出的王复生作的《初学集》诗稿中可以看到，王复生因三弟王馨廷年仅16岁而去世的悲痛。他在《哭三弟》这篇文章中，忍着悲痛写道：“三弟，你太忍心了，你竟离开你亲爱的哥哥！你是我最有希望的弟弟！”

　　1936年6月，日军在东北地区大肆逮捕抗日爱国人士，疯狂镇压抗日力量，王复生不幸被日军宪兵队逮捕。一个多月时间内，日本人对王复生刑讯达18次之多，打得他气息奄奄，但王复生视死如归，始终严守党的机密。不久，王复生在齐齐哈尔北门外江坝被日军杀害，牺牲时40岁。

　　行进中的担当与风骨

　　在展览中，有一张红色高铁票：2020年1月18日，高铁，广州南开往武汉，票价是465.5元。从车票上公开的部分身份证信息，可以看到乘车人出生于1936年。车票上有个细节：无座、二等座，也就是说这是一张紧急上车后补的车票。这一张高铁票上的信息，足以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逆行故事。

　　是的，乘车人正是时年84岁、逆行武汉抗疫的钟南山院士。

　　紧挨着这张车票的，是“援鄂重症新冠肺炎诊治李兰娟院士国家医疗队”全体队员签名的队旗，李兰娟院士的签名赫然入目。

　　除此之外，还有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守岛时升起的国旗、王继才夫妇驻守开山岛期间记录的开山岛民兵哨所（船）值班簿，布茹玛汗·毛勒朵刻写的“中国石”，黄大年记录的关于无人机设计构想的笔记本等，大量展品为首次展出，特别是新近入藏国博的一些藏品在此次展览中亮相。据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伟明介绍，特别是“中国石”和钟南山赴武汉的高铁票两件展品，经过征集部门与捐赠人和有关单位反复沟通，才使得这些重要展品如期上展。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尾厅还重点呈现了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在脱贫攻坚中的不懈奋斗与努力，旨在向广大观众表达：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张伟明说。

　　中国共产党员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尽管身份经历和性格情感都各不相同，但他们也有夫妻恩爱，也有儿女情长，常怀对伴侣、亲人无尽的思念，永葆对革命同志的真挚友谊。

　　透过一封封家书与信札，一篇篇手稿与亲笔信，一件件带有鲜明印记的物品，可以看到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可以看到共产党员把对家庭的眷念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中，经过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走到了最后；可以看到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地震、疫情等大灾大难，共产党员带头拼搏，让党旗在斗争的第一线高高飘扬，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和风骨！（穆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