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字默存，号槐聚，１９２９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20世纪３０年代曾赴欧洲留学。归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１９５３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１９８２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钱钟书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长期以来，他秉承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博学多能，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长篇小说《围城》，风格幽默，比喻精辟，充满着智慧和哲理，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又广泛汲取西方文明精华，融会贯通，博大精深，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文化洵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在世界文化中应有其不可或替的重要位置。

　　在钱钟书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报特刊发著名学者、翻译家高莽先生文章，以纪念和缅怀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先生逝世已经12周年了。

　　时间过得飞快，他那闪光的思维，他那风趣的交谈，他那硕大的额头，他那谜一般的目光和微笑……仍然闪耀在我眼前，响彻在耳际，铭刻在心中。

　　钱老是位大学者，知识渊博，学贯中西，非我所能阐述。只因工作关系，有幸与他有过接触。回忆那点滴往事同样富有深远的意义，让人永念不忘。

　　分不开的组合体

　　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大学者。他用一生的努力，揭示着证明着一个个真理。中外古今，哲学、艺术、文学被打通融汇，通感、灵性、诗画的命题也清晰明白。淹博的学识，准确的譬喻，透彻的论证，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都被人心悦诚服地认同。他的结论将不断地得到人们的重复验证。

　　他的夫人杨绛（杨季康）先生，是一位艺术家、文学家、翻译家。她用一支普普通通的笔，创造出许彦成、姚宓、李君玉、张婉如等一群人物，在是与不是，似与不似之间漫步，也得与方鸿渐比肩而立。杨先生把小癞子、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外国文学神坛上的一些人物带进神州大地。

　　钱先生与杨先生是一个分不开的组合体。无论探讨深渊的学术问题，还是处理平凡的日常琐事，二人总是合商共议。

　　他们从大学相识，在几十年的漫长人生道路上，不管风吹浪打，命运如何摆布，他们荣辱与共，同舟共济。

　　钱杨是同道是知音。1941年，钱先生出版《写在人生边上》一书，扉页上特注明：“赠予季康。”他的《围城》也是献给杨绛的。是杨绛不断地督促，替他挡了许多事，让他省出宝贵时间，使他在繁忙中完成这部传世奇书。40年后，杨绛回忆钱先生创作《围城》的过程时说，他们二人每天晚上在一起阅读他写成的稿子：“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心照不宣，相互理解。钱先生再版《围城》，杨先生在一位热心友人的再三怂恿下写了一篇记述他写作那部小说时的历史背景与经过。文章写好后，放了3年，才予发表。她说：“我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钱先生认为杨先生的记述“没有失真”。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是研究钱先生小说创作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文献。

　　我珍藏着杨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信是杨先生写的，而信封是钱先生的手笔。可见他们连写信时也在一起。

　　杨先生是钱先生的理发员。钱先生是杨先生的书法老师。年逾七旬的杨先生拿起毛笔练字。她请钱先生当教员，钱先生慨然接受，但提出严格要求：学生每天必须交作业，由他判分，认真改正。杨先生向我展示过她的大字本，得意地指给我钱先生判过的地方。钱先生的审批一丝不苟，或判圈儿或打杠子。杨先生嫌钱先生画的圈不圆，找到一支笔管，让他蘸印泥在笔划写得好的地方打上标记。杨先生想多争几个红圈儿。钱先生了解杨先生的心理，故意调侃她，找更多运笔差些的地方打上杠子。二位老人童心不泯，感情纯真无瑕。

　　钱杨观点相同、语言相近、志趣相投，彼此绝对信赖，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互支持与赞同。十年“文革”浩劫期间，我们都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钱先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无端的攻击与诬陷。杨先生全力卫护他，安慰他。造反派把忿怒洒在杨绛头上，批斗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杨绛没有感到屈辱，反而认为值得自豪。这位看起来弱不经风的女性用坚定的语气说，她是通风报信了，因为她能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而且“敢于为他的行动负责”！她的声音不高，每句话却掷地有声，震撼人心。这种崇高的表现，远非每一对夫妇能够做到。

　　钱先生卧病住院期间，杨先生帮助他解脱痛苦，给予安慰。“钟书仍重病。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这是杨先生在1995年5月18日信中的话。话中的深情，令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感动。多么伟大的女性！多么崇高的声音！如今，钱先生确实在她之前走了，他的先走也许使她在精神上有些慰藉。错了次序，二老如何是好？

　　钱杨二位先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但他们保持并发扬了中华民族夫妻关系的传统美德。他们是我们后人永远应当学习的榜样。

　　杨先生在许多散文中写了钱钟书、父亲、姑姑、妹妹和许多普通的人，他们都已成了众口乐道的熟人，但让人最不能忘却的是她笔下的女儿——钱瑗。

　　钱杨二老创作的最满意的“人物”是他们的独生女——钱瑗，认为她才是他们的“生平杰作”。钱杨二人在英国留学时生了钱瑗。钱瑗自幼晓通英文。回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文体学”课程，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不幸的是，她早于父亲一年辞世。

　　钱瑗的逝世，是父母最大的悲痛。杨先生没肯把这一噩耗告诉病中的钱老，自己在心中担负了一切悲哀。但她在后来写成的《我们仨》中记述了钱瑗在家中的地位。书中洋溢着家庭三人——钱老、杨老和钱瑗的深情。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钱杨二老谈及钱瑗访问英国回来后，向父母介绍了国外使用电脑的情况，说英国用电脑储存莎士比亚资料与查阅资料的各种功能。钱先生立刻意识到这一新鲜事物的意义，便建议中国文学研究所成立电脑组，即后来的社科院直属下的计算机室，希望其走向世界。

　　如今钱瑗这位不同寻常的才女先于父母走了，深深敬爱她的师生们在北师大园内一棵雪松下留了她的一捧骨灰，成为后来学子悼念的场所。

《钱钟书老人漫画像》高莽 画

　　为钱杨二老画像

　　杨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在《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为了处理一些稿件，有时需要请教杨先生。那时钱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所任职，经常来看望杨先生。两位学者总在一起，形影不离，令人羡慕与赞叹。

　　我一直想把他们画出来，不是画单独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文革”期间，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纷纷被赶到河南信阳去走“五七”道路，听任军宣队摆布，今天盖房子、修猪圈，明天开批斗会、抓“516”。这些知识分子什么都可以去干，就是不让他们真正研究学问。

　　政治运动第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圈在干校院内的知识分子除有限几种政治书报之外，什么也不许看。他们被强制地与书隔缘。不看书，不了解外部世界，还称得起什么知识分子？！天长日久，军宣队抓“516”没劲了，批斗会也开得有气无力了。那一阵晚饭后，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们三三两两地到干校附近的野外去散步。活动天地不大，迎面总会遇见熟人。我常常看到钱杨二老的身影。在众人当中只有他们显得无比亲密，因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已被扼杀了。他们二人的影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有一天，我在自己的床铺上，兴之所至，默画了他们的背影。夸大了钱先生的笨拙可笑的体态和杨先生亲昵的娇小身姿。二人并肩漫步，满身人情味。朋友们传看，认为画中抓住了他们的特点。不知何人把那幅漫画拿给了钱杨二位。我得知后真有些害怕，怕惹得二老不高兴，怕说我丑化了他们，更怕上纲上线说我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给自己惹来新的麻烦。我心中犯嘀咕，因为早在1950年，《文艺报》就以6个版面载文专门批判过我的漫画，说我丑化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心有余悸。后来同事栾贵明告诉我：二老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了几句。

　　改革开放伊始，意识形态气氛宽松了，我又给钱杨二位先生画了几幅速写像和漫画像。漫画像曾刊载在《南方周末》上，有些地方报刊还转载了。我将自己画的几位文学前辈的漫画像送给二老听取意见。杨先生告诉我：何其芳的形象画像最好。其次是俞平伯。她的画像比钱钟书的好。她还指出：画的她和钱先生都“偏向美化”，绊住了我的画笔。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自从我因漫画挨批以后，再不敢画漫画。随着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开展，我学乖了，只美化不丑化。有一次，我妈妈对我说：“你画男人时，画得年轻一点；画女人时，画得漂亮一点。”她的话甚灵，每次按她的信条作画时往往博得被画人的肯定和赞美。这话传到了钱杨二老耳中。有一天，栾贵明告诉我：“有人说：按你妈妈的话画下去，画不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他没有指明“有人”是谁，但我可以想像这话出自何人之口。这也正是为什么二老肯定我的漫画而否定我的美化的原因。我很感激二老一针见血的批评。他们的话，我铭记在心。可惜长期的禁锢使我已放不开手脚了。

　　学者的书房

　　1986年夏天一个上午，我代表《世界文学》杂志去钱先生家邀稿。我当时还怀抱着一颗私心，想趁机观赏一下这两位满腹经纶、国内外遐迩闻名的大学者的书房。

　　三里河。小楼的三层。钱杨两位的寓所。我准时走进了他们的家门。

　　钱杨二老谙通多种西语，著述中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名篇。据专家考证，仅《管锥编》一书中就引证了几千名文人的话，提到近万篇作品。我相信这样两位大学者的家里到处会是书。他们家就是书的世界：软皮线装的中文古籍，硬皮烫金的厚实洋书，大本小本，无所不有。主人即使不让我翻阅，用眼睛瞄一瞄书脊也很过瘾。

　　我们在客厅里谈完了工作。我怯怯地提出想参观一下他们书房的希望。二位老人笑了。钱先生当时坐在一张写字台的后边。他扭头看看背后的两个书柜，意思：这就是我的书房。杨先生可能怕我不信，还领我参观了一下他们寝室、女儿的房间，还有一间作为餐室的小房间。水泥地面没有什么装修。每个房间都有几本书，但不多。

　　其实，客厅就是书房。他们家中就那么些书，好像主要是字典一类的工具书，少得惊人。我感到愕然。

　　也许正是这种意外的情形使我突然领悟到一个真理：真正的学者不仅博览群书，更善于启动头脑的全部功能。知识不是在书柜上，书本里，而是像电脑似的储存在自己的头脑里。他们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只要需要，呼之即出，写作时信手拈来。钱先生和杨先生就是这种大学者，他们的女儿也有这种才能。这是常年苦心钻研的成果。

　　钱杨二老似乎没有藏书的习惯。不过我从他们的著作中知道，他们没有书又活不下去。杨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录了他们二人这样一段对话。

　　“默存（即钱先生——笔者注）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这是杨先生也是钱先生的肺腑之言。

　　我在他们的书房里仿佛受了一次理智上的洗礼。认识到真知不在于藏书多少，而在于书房主人的内心充实。钱杨二位和他们的女儿不用书籍装点自己的房间，没有让成堆的书籍挤掉生活的空间，更没有让现成的书籍束缚住自己的意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头脑的清醒和内心的自由。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无论是鸿篇巨著、学术研究、散文诗词，还是翻译名著，含金量极高。

　　从电脑到苍颉

　　钱先生没有电脑，自己也不使用电脑。他的女儿钱瑗在国外时接触到电脑后，把这一科学新技术告诉了父亲。钱老立刻深明电脑的作用和发展前途，便大力倡导电脑事业，并多方予以支持。每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会，他必然要抽出时间了解一下计算机室使用电脑的工作。他不肯担任任何单位的“顾问”，唯独计算机室例外。他不仅接受了“顾问”的委任，而且时时过问计算机室的事业。

　　为了发展电脑事业，使其有效地为中国文学研究服务，钱先生没有少费心血。他以其不寻常的思辨方法提出把我国文学史中的精品全唐诗全部输入电脑，进而解决如何查阅的问题，用何种数据格式，怎样通过一个字能调出全诗等等。钱先生在编制程序上的意见成为计算机室的指导思想。钱先生的指示具体、有远见，使电脑工作者都感到惊奇。在他的指导下，《全唐诗》等课题，获得了科研工作国家科技进步奖。成为当时使用电脑处理中国古典文献的先行队伍。钱先生的原则指导，是迄今为止解决这个领域的基本原则。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早在1946年《围城》中首次使用“电视”这个中文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在病中，为中文古文献的数字化成果，又起了一个准确而响亮的名字——“电书（Telebook）”，这也必为世人所认可。

　　钱先生在经济上对电脑工作者也予以支持。他几次将自己的稿费，如《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等作品的稿费，全部支持了这项事业。

　　由钱先生提议，1992年社科院计算机室曾在汕头举行过中文电脑研讨会。国内外有六七十人参加研讨会，成绩斐然，新闻媒介有所报道。

　　1993年准备再举行一次研讨会。总结前次研讨会的经验，代表们可以携带自己的作品来参加会议。对参赛的作品还准备进行评比，并向成绩突出的前10名颁发奖状等。钱先生建议设立“苍颉奖”，因为中文电脑的作用颇似苍颉造字。为了突出前3名，还建议另加奖品。筹委会考虑再三，决定前3名增奖国画一幅，请钱先生在画上题字，以示重视。钱先生同意了。

　　由于种种原因，研讨会没有开成。然而钱先生的题字对鼓励中国电脑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中文电脑研讨会筹委会让我来完成作为奖品的3幅画。我画了3种不同的苍颉像，我想为苍颉画像写几句话。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可是自己没有足够的把握，交给栾贵明修改。我没有想到栾贵明又把这段文字呈送钱先生审阅。如果我早知道他这样做，我会用一张好纸，规规矩矩地把题字写出来。

　　过了几天，栾贵明打电话找我，说有要事相商。我匆匆来到他的办公室。他面无表情地把我的文字还给我。我的心砰砰在跳。“你看吧！”他说。当我打开那张纸时，发现句句有改动。他说：“你细细看看。”当我仔细看了以后，认出那是钱先生的字迹。我一下子怔住了，接着高兴地叫了起来。他黝黑的脸上这时才露出憋了很久的喜悦。这么一般的文字，竟请钱先生浪费精力与时间去改，我深感内疚。

　　钱先生改后的文字是：

　　“苍颉造字，历史传说由来久矣。虽属神话，而其实质蕴含开拓与创造之旨。所谓苍颉其人者，观日月山川之形，察鸟兽虫豸之痕迹，触类启悟，获得表达思维之记号或方式。于是汉字萌生，混沌转为清晰，人之知力征服自然，能使‘天雨粟，鬼夜哭’，人类文明于是乎始。伟哉苍颉！”

　　遵照钱先生的意见，我把这段题词写成了条幅。筹委会又把这段文字印在专供会议参加者用的T恤衫上。

　　钱先生改动的题词是对祖先造字的评价，也是历史的记录。

　　钱先生在3幅苍颉画像上都题了字。对一幅画题字他感到不满意，于是在另一张小块宣纸上重写了两遍，盖了章，并嘱咐田奕装裱时用后题的字代替原画上的字。但我觉得挖补钱先生的题字，可能会招来别人的怀疑，甚至不明作品的真伪。我建议重画一幅，麻烦钱先生再题。

　　钱先生后来题的字，保留在我手中。我常常拿出那块不大的宣纸思考。有一天，头脑里忽然闪现一个念头，何不借用钱先生的字，补画成小品呢？于是，我把那张小纸按题字分成两块，在每一块上又画了两种很小的苍颉像。一幅是苍颉在观看龟甲图案，一幅是苍颉站在荒原中思考。在后一幅小画上我有意把他画成类似耶稣。我想，苍颉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决不亚于耶稣。我还利用钱先生试笔时留下的未写完的字作为草丛上飞舞的昆虫。

　　过了一阵，我觉得小画还有情趣，便把原画拍成照片，寄给杨先生，如杨先生愿意，可拿给钱先生看一看。我想这类趣事或许能给病中的老人带来些愉快。当时钱先生正在医院治疗。1995年5月18日，杨先生寄给我一封信：“收到来信并附照片，已带往医院给钟书看。他十分欣赏你的两幅小画以及‘草丛上飞舞的昆虫’。”

　　捧读杨先生的来信，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默默祝钱先生早日康复。

　　钱先生的风范

　　钱老著作被译成了很多国家的文字，但他从不以此炫耀自己。

　　记得苏联著名汉学家索罗金有次来我家，谈及钱先生及其著述。他很想见一见钱先生。我知道钱先生晚年极力回避接待外国学者，但在索罗金恳求下，我壮着胆子给钱老打了电话，没有想到他居然慨然允诺。

　　索罗金跟我说：他很欣赏钱钟书小说中充满幽默、讽刺和对知识分子同情的描写。他说，自1947年《围城》单行本问世以后，中国曾多次再版，说明它高度的文学成就。他认为小说在写作上既吸收了西方心理描写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技巧。作者对主人公的未来命运的关怀令人遐想。

　　索罗金将《围城》译成俄文出版了。

　　索罗金认为小说中的方鸿渐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中国某个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的重复。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如学位的获得。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在省城和上海任教，和一般知识分子交往。最后一切希望破灭。他认为主人公始终生活在“围城”里，因为他看不到能指导他冲出围城的人。

　　索罗金说：这部小说不仅博得了好评，与此同时也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左派批评他没有思想性。历史最后证明它不仅是中国的一部文学杰作，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名篇。

　　我记得有一次钱先生风趣地说：索罗金的俄译本竟比原著第一次在国内重印早5个月。钱先生精通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文字，可惜不懂俄文，否则他也许会对俄译本有所评论。

　　钱先生适当的身材，戴着一幅深度近视镜，整天躲在书房里作学问。我每次去看望老人，他总是一把硬木椅，摆在对面，认真谛听我讲话，从来不打断言者的思路。这让我十分不安，觉得不应该占用老先生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其实钱先生喜欢交谈，一出口，语必惊周围。他脸上总是浮着会心的微笑，他身边总有杨绛的陪伴。

　　从“五七”干校回京以后，钱先生格外珍惜时间，他觉得白白浪费的光阴太多了。他有很多学术课题待深入探讨与解决。因此，他谢绝采访，电视台请他上镜头，他退避三舍，社科院决定为一批老学者们录像，他婉言回避。

　　有一次，听钱先生谈作家的使命。他说，作家要能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支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然后拍了拍我肩头。他看着我茫然的表情，想到我可能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便加了一句解释：“铁肩担道义。”然后概括地说三个词：

　　头脑。笔。骨气。

　　《世界文学》杂志准备刊出一篇外国人赞扬钱先生的文章。钱先生得知后，希望我们不要登载。他说：“你们若一定坚持自己的编辑计划，我意改成一条小消息就算了。”要求在《世界文学》上刊出自己的译作或评论自己作品的译者大有人在，而建议不刊登的人只有钱老。

　　我与钱先生接触有限，但每次都能听到一些精辟的见解。

　　有一次，钱先生谈到“开放”政策。他说：“开放的政策有两种。一种是殖民地式的；另一种是有主见的。所谓殖民地式的开放政策，就是外国说什么好，就跟着人家说什么好。我们要施行的开放政策要有气魄，有自己的观点。”

　　钱先生80寿辰时，有一些单位要为他祝寿。先生闻讯后，坚决不同意。钱先生讲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老去增年是减年。”他还提过一件事，有人准备为他父亲开纪念会，被他婉言辞谢。同时，他给朋友写信，说：“何苦来呢！找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这是真理，是实话，更是人生的观点。可是他的话被人给捅出去，又被人误传。其实这句话有普遍意义，真正做到需要有胆识。

　　钱先生临终的遗愿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退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忠贞的伴侣杨先生严格地执行了钱先生的要求。

　　1998年12月21日，杨先生带着几位亲友在火化炉前鞠躬3次，不声不响地送走了这位20世纪的伟大学者。

　　钱钟书先生走了，但他的学术成果与为人的风范永远地留在人间。（高莽）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