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关于儿童证言的审查直接影响司法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立足儿童身心特点的特殊性，对儿童证人的作证能力和证言证明力持客观公允的法律评价，切实维护儿童诉讼权益，是检察机关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重要课题。下面，笔者从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儿童证言入手，探讨儿童证言的审查路径及诉讼权益保障机制。

　　一、儿童证言审查现状及问题检视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儿童证人，受身心发展所限，易受到外部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从而影响了其证言的证明力。实践中，儿童证言审查常面临如下问题：

　　法律空白带来的审查无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2条在原则上承认了儿童证人的适格性，但对于如何衡量儿童是否达到了“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标准，却没有进一步细化规定，程序审查上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证据效力备受质疑。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儿童证言往往是全案的核心证据，但儿童证人存在表达易错性和心理脆弱性等先天劣势，使得儿童证言往往备受辩方质疑。

　　诉讼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司法实务中，办案人员的工作重心往往局限于案件侦破、证据固定和法律适用，还未立足儿童最大利益考量，构建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取证及权益保护机制。

　　二、从两起性侵案件看儿童证言的审查路径

　　案例一：某甲趁幼女A（9岁）独自到其杂货店购物，触摸A私密部位实施猥亵。A逃脱后将此事告知家人，家人随即报案。经查，在现场未提取到有证明价值的痕迹、生物样本。A对整个事情经过进行了细致描述，某甲否认其实施猥亵。

　　案例二：某乙与幼女B（11岁）通过网络游戏结识，并发生性关系，B的母亲报案。B对侦查活动有强烈抵触情绪，存在自残、自杀倾向，现场未提取到任何有证明价值的痕迹、生物样本。某乙、B对案发经过、细节描述相互印证。

　　（一）儿童的证人资格审查

　　判断儿童证人的作证能力，关键在于审查其辨识能力和表达能力，尤其是低龄儿童，有必要进行证人资格审查。笔者建议，可以在询问初始，对基本情况设置简单提问，例如姓名、生日、学校、住址、爱好等，以及态度性问题，比如对说谎的态度等。

　　证人资格是儿童进入司法程序的第一道门槛，对其资格的限制不宜设定过高标准，不应过分纠缠于儿童的作证资格问题。只要儿童有与其年纪相符的、正常的表达和理解能力，就应当具备作证资格。除非儿童的辩识和表达能力过分缺失，严重影响证言的可信度，才能排除其作证资格。在上述案例二中，B虽然存在过激行为，但并未影响她正确表达、如实陈述事情经过，其具备作证资格毋庸置疑。

　　结合儿童证人资格审查实践，笔者认为，可从多个审查维度和考量因素来综合审查判断儿童证言证据能力。1.认知能力。主要考量点在于儿童的认知能力相较于成年人而言较为薄弱，不同阶段的儿童，其认知能力的发展存在差异；2.记忆能力。年龄越小的儿童记忆能力越弱，不善于运用记忆策略；3.是否有故意说谎与恶意陷害。一般而言，儿童说谎的动机较为单纯，通常是迫于外界压力、报复、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4.是否受到误导、诱导。通常情况下，儿童对事实的认知受到外界因素，包括父母、侦查人员等影响；5.是否受不当询问影响。对于不同年龄的儿童应当询问符合其年龄特点的问题，采用合适的询问方式。

　　（二）儿童证言的证明力审查

　　综合考虑性侵案件和儿童证言的特点，对儿童证言证明力的审查，应当从是否受到外部因素诱导和儿童证言内容本身两个方面入手，展开可信度检验，并进行辅助性补强。

　　1.审查儿童证言是否受到诱导

　　一是审查案发经过。重点需要审查性侵犯罪行为如何被发现的，细分是被害儿童主动说出还是经他人告发，若是被害儿童主动说出，向谁说、何时说、怎么说；若经他人告发，他人与本案有何关系、如何发现、发现后做了什么。同时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与被害儿童及其家庭的关系。如案例一，女童A及其家庭与犯罪嫌疑人从无往来，A在案发后第一时间主动向家人讲述了被害经过，这均能反映A的证言可信度较高。

　　二是审查报案的及时程度。通常情况下，报案越及时，儿童证人受到案外因素，例如诬告、陷害、他人诱导、恐吓的可能性就越小，且儿童的记忆也更清晰，更有利于客观证据的收集，儿童证言的可信度也就越高。但是，由于性侵案件的特殊性，儿童及其父母可能会因为多种因素导致报案不及时，应对报案不及时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而不能单凭报案不及时就给儿童证言的证明力打折扣。

　　三是审查儿童证言取证过程。审查儿童证人接受询问的过程，包括询问场所是否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环境布置是否能让儿童证人感到安全、舒适、自在，是否有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在场，是否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询问女童，询问过程中儿童的精神状态、表情、神态是否自然，询问过程的提问方式等。

　　2.审查儿童证言内容

　　一是审查内容的一致性。若儿童接受了多次询问，或一次询问中针对同一内容提问多次，前后内容一致程度越高，证言就越可信；反之，若内容存在反复，则该部分内容就存疑，可能影响证言的证明力。

　　二是审查案件核心细节。一般来说，儿童陈述的案件核心细节越具体，证言的可信度越高。如案例二中，B对某乙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是否采取安全措施、两人交谈内容等非亲身经历不可知的细节进行了具体描述，因此，其证言关于案件核心事实的部分可信度高。

　　三是审查非案件核心细节的表述。儿童陈述一般并不具有很强组织性，甚至有时不连贯且缺乏逻辑；陈述内容涉及人际活动的描述较多，证言的真实性较强；证言中涉及的情境越多，描述的时间、地点越具体，证言的真实性越高。

　　3.审查与儿童证言相关的其他证据

　　一是审查客观性证据。注重审查现场勘查记录、物证、鉴定意见、现场的监控录像及当事人通讯记录等客观证据。如案例一中，视频监控录像显示某甲对A有超出对普通顾客的密切身体接触，进一步验证了A的证言的可信度。实践中，一些案件的侦破或客观证据的收集由儿童陈述内容而来，这大大增强了儿童证言的可信度。

　　二是审查特殊身份证人证言。亲属、老师、朋友作为儿童密切接触人，能更及时地接收到案件相关信息，一方面要审查这些证人证言与儿童证言内容是否吻合；另一方面，因与被害人存在特殊利益关系，应对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矛盾过节等进行审查，以此来排除诬告陷害的情况，减弱或加强对儿童证言的确信。例如在案例二中，B的母亲、好友等人的证言与B陈述的细节一致，他们与犯罪嫌疑人也都没有矛盾过节，所以不存在诬告陷害的情况。

　　三是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性侵儿童案件中，虽然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常常出现“一对一”内容相矛盾的情况，甚至犯罪嫌疑人“零口供”，这时应在初步假定儿童证言为真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辩解中与儿童证言、客观证据相矛盾的地方进行细致审查。例如案例一中，犯罪嫌疑人“零口供”，但其对事情经过的描述，与视频监控反映的情况完全不符，且无法提出合理解释，其辩解不可被采信，从反面增强了被害儿童证言的可信度。

　　4.对儿童证言进行辅助性补强

　　一是对儿童证人的亲密接触者补强陈述。很多儿童在遭受性侵害之后，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应激障碍，表现为梦魇、分离焦虑、性情改变、入睡困难等，可以通过向儿童的父母或共同生活的人、老师、同学等有密切生活、社交接触的人取证，收集反映儿童可能存在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的相关证据。

　　二是对专业人员补强陈述。心理咨询师、专业社工人员可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参与到诉讼过程中，一是在询问时参与，避免不当询问；二是从专业视角对儿童证言的可信度进行判断，必要时对儿童证人进行心理测评；三是对被害儿童进行心理疏导，减少因诉讼而导致的“二次伤害”。

　　三是对品格证据的补强。必要时，可以参考儿童之前的品行进行判断，例如是否有说谎的习惯、诬告经历等，但是，品格证据仅仅作为证言可信度的一个参考，与案件事实无直接关系，不能据以断定儿童证言的证明力。

　　三、儿童证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儿童证言在案件证据链中的作用越是重要，儿童证人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儿童处于弱势地位，很容易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因诉讼程序而受到“二次伤害”，因此，儿童证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全面推行“一站式调查取证”制度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65条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应当以一次为原则，避免反复询问。这为检察机关多年来探索建立的“一站式调查取证”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制定《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及保护工作实施办法》，推进“检警一体、检医合作”的“一站式调查取证”机制，在一次性完成对被害儿童的身体检查、证据提取、同步录音录像、心理疏导工作的同时，为未成年被害人开辟医疗绿色通道，提供综合救助，尽可能降低对被害人生活的影响，有效降低办案对被害儿童及其家庭造成的“二次伤害”。在询问场所方面，合理借鉴香港警方“家居录影室”的经验，设立模拟家居环境的专门询问场所，从环境上选择适合被害儿童心理特点的色彩、装饰，营造轻松、融洽的氛围，缓解被害儿童的心理压力。在询问时，以一次、全面询问为原则，检察机关指派干警就调查取证范围、方式等提前介入，但不代为询问，以避免多次多人询问给儿童证人带来心理压力；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依法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意见，非特殊原因不再询问儿童证人，确有询问必要时，仅对重点、疑点进行询问，对已经清楚的案件事实内容不再重复询问。

　　（二）建立儿童证人出庭制度

　　对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应当不公开审理。对儿童证人应当以不出庭为原则、出庭为例外，如果儿童证人确有必要出庭的，可以在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陪伴下出庭。特殊情况下需要儿童证人出席庭审作证时，出于保护隐私权、名誉权，防止他们在作证过程中与被告人面对面接触，探索建立隐蔽作证制度十分必要。隐蔽作证的方式有：在法庭上使用物理的遮蔽措施，如屏风、单向玻璃、布帘等；或者在前期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对证人、被害人声音加以改变，进一步保护其身份；或在特定案件中经法庭许可，通过电视网络或其他装置在异地同时作证，并结合变像、变声技术的使用。除隐蔽作证制度以外，法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核实、对质儿童证人证言。

　　（张薇　刘朝欣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