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交管部门国庆节前夕宣布：“市民举报违章有奖”举措将于今年年底取消。数据显示，举措实施以来，武汉市公安交管局付出了200万元奖金，然而全市交通违章量非但没降反而“逐月上升”，不少市民认为，花这么多钱养一批“拍客”还不如加装电子眼来得实在。

　　这一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议。

　　据悉，武汉是继广州、深圳等城市之后，全国第三个开展市民举报违章有奖活动又停止的城市。

　　《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正如当初过分依赖、斥巨资上马的错误一样，现在出现“困境”就简单地完全抛弃，显然是另一种极端，很可能会伤害“公民社会监督”这种最本位的参与责任。姑且不说社会进步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推动，仅是这朝令夕改也大大损伤了公权的公信力。更何况，以“违章行为没有减少”作依据关闭鼓励民众举报通道的逻辑，是值得商榷的。倒洗澡水不能连孩子一起倒掉，“职业交通拍客”诚然是“怪胎”，可当中包含的公民热情诚为可贵。当务之急不是彻底将其取缔，引导这种热情回归社会监督本位才是正道。

　　《新京报》的文章认为，冀望“有奖举报治违章”，本就是不切实际的虚幻期待，取消是预料中的。“有奖举报”在想像中似乎能驱动公众积极参与违章治理，可现实中滋生出的社会问题，比原本想解决的问题要多很多。利益是靠不住的，靠经济人的利益驱动治理公共问题，遭遇复杂的现实和幽暗的人性时，很容易异化。因为人性很复杂，设计者冀望能利用人对利益的追求为公益服务，可利益的潘多拉盒子一被打开，就会失控并异化为个人的利益算计。

　　《华西都市报》载文说，有奖举报被叫停应是基于警方视角的一种“执法效益论”。归根到底，公权部门决定开展或叫停一项措施，考量标准可能也少不了一个“投入产出比”。“成本”是相对“罚款经济”的进项而言：尽管警方已将获奖比例压缩到十分之一，可如果这部分支出仍超过电子眼投入，那就划不来了；“效益”则是相对部门政绩而言：相比交通守法的本质改善，看得见的数字才最为部门政绩所需要，明乎此，才能看出有奖举报被黯然叫停的真正缘由。

　　《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认为，其实，纵观有奖举报交通违章之政令，其发布之初，便带了太多的功利元素。毕竟交通违章治理是一项长期的法律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寄望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毕其功于一役。在电子监控设施和法律惩戒条款均已悉数完备的今天，交警部门只要据此加大处罚力度，不徇私枉法，不搞人情裁量，交通违章治理之功效，自然会日益凸显出来。因此，任何一项事关公共利益的政令出台，都需要决策者或管理者就其可行性，认真做一番科学评估的功课，而不应任由其在朝令夕改的泥淖中打转。

　　《海南日报》刊文表示，取消有奖举报是因噎废食。交通违章“不降反升”应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现象，原因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监督的“甜头”刚刚被调动起来，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二是以往警方掌握的违章证据与现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相比，简直是“沧海一粟”，绝对值一比较，自然“逐月上升”，何况当初还有可能违而不“彰”的不作为现象。新制度实施后，交管部门如果抱着老皇历，还在那里“以不变应万变”，想必会应接不暇，措手不及。至于制度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诸如有交警拍摄违章让亲友领奖等，不足为怪。关键是如何完善制度与机制，趋利避害，它也不能成为因噎废食、取消制度的理由。

　　《辽沈晚报》的文章则说，有奖举报，是个古老的事物。历史上从来不乏相互检举、彼此揭发之类的法令出台。站在支持的角度而言，理由自然十分充分：可以节省权力部门的人力物力；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与法有关的行动中来，这样还有利于普法云云。但这些说法却忽略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有奖举报不是一种常态性的执法。法治社会需要的是常态执法，这种常态执法比动员全社会更能节省人力，而且绝对不会出现互相报复、权力自肥之类的负面效应。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