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车株机走出国门，曾艳梅把职业目标由“到全国走走”提升为“到全世界走走” — —

“曾教授”炼成记

曾艳梅在转向架制造现场检查。韩艺 摄

　　曾艳梅已经记不清最早是为何被叫成“曾教授”了，那是她真正评上“教授”之前的事。同事这么叫，客户也跟着这么叫，带着敬重的语气，她只好一再解释：“我不是教授……”

　　“曾教授”不是大学讲台上传道授业的教授，是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转向架研发部的总体设计主管，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前，她刚从马其顿考察回来。

　　东南亚、非洲、欧洲……七八年前，曾艳梅没想过自己设计的转向架，还能奔跑在国外的轨道上。但随着中车株机走出国门，来自益阳农村的“曾教授”，也把职业目标由“到全国走走”提升到了“到全世界走走”。

　　“来了个能收发报纸的”

　　“东忙西忙，20分钟就过去了。”曾艳梅身穿公司统一的西装制服，不施粉黛，只扎着简单的马尾，鼻上架着的一副细框眼镜倒还真有点做学问的架势。刚坐下来，她的手机又欢腾地叫了起来。

　　20多分钟过得飞快，20多年同样转瞬即逝。1995年，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别说对“转向架”，就连录取通知书上的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曾艳梅也一点概念都没有。不过，她和家人对此毫不在意，“跃农门”上大学，是天大的喜事。

　　“轨道列车的转向架，作用类似于汽车的底盘。”如今，大学毕业18年，她早已找到恰当的比方来解释自己的工作。挂了电话，曾艳梅就比划了起来。

　　不同于乘客看得见、摸得着的地铁和动车车厢，外貌如四轮“小板车”的转向架被搁置在车厢的下面，是轨道交通的“后台”设备。即使是转向架设计师，也得弯腰甚至趴地才能看见它的真面目，在外检修时，弄得一身灰一身土是常有的事。正是这不起眼的转向架，直接关系着列车转向、减震、牵引制动等功能，“是决定运行安全的关键部件。”

　　2004年，曾艳梅由设计货车转向架的株洲车辆厂调入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时，订单少，转向架设计师人数也少，所在部门此前更是一个“和尚部门”。她来报到后，一位同事打趣说：“终于来了个能收发报纸的。”

　“转向架上没有不关键的零件”

　　企业的发展却没有给曾艳梅“收发报纸”的机会。她进入转向架研发部没多久，公司就接下了和谐型系列机车和广州地铁3号线列车的订单。人手少，再年轻的设计师也得顶上去。于是，曾艳梅被调到了构架组。构架是整个转向架的基础，大大小小的零件都附着在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构件。

　　在此之前，曾艳梅只负责设计转向架上的扫石器。相对来说，那是一个微小的部件。她倒是一点也不怯场。这得益于她从工作第一天就坚持的理念：转向架上没有不关键的零件。“扫石器虽小，构架虽大，但出了差错，都可能导致翻车，来不得一点马虎。”抱着“与设计扫石器一样的心态”，曾艳梅在构架组一干就是5年。技术攻关、产品试制，在这些与研发相关的关键节点，加班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都是常有的事。

　　轨道交通发展了，但核心技术还掌握在外国公司的手里。有一次，一款地铁转向架所用的钢材把他们难住了。按引进的技术，这款钢材只有德国才有，“采购成本太高了。”曾艳梅决定在国内寻找替代方案，这在茫茫的钢材市场，无异于大海捞针。范围大，设计周期紧，在咨询了身边所有了解钢材的人后，再加上自身经验，她选出了10多种参数可能达标的钢材。再按照性能参数、焊接工艺性一一对比，最后硬是把那根匹配的“针”给捞了出来。

　　吃得苦，耐得烦，“可能这就是我被叫做‘曾教授’的原因？”面对记者，曾艳梅反倒发起问来了。

　　“还是我们的车最舒服”

　　采访中，曾艳梅的手机频频响起，她一面道歉一面快速地接听。挂了第5通电话，她解释，有关申报材料，需要做一些修改，但她“关心不过来”。同样关心不过来的，还有化妆，领奖章时她自己还不会化妆，只能拜托别人帮忙。“曾教授”把关注点都放在了自己的设计品上。2010年，曾艳梅开始负责转向架整体设计。此时，中国轨道交通也迎来了技术全面发展的时期。

　　2015年，公司接到了为土耳其轻轨设计列车的订单。由于当地线路特殊，转向架的设计也不同寻常。经过反复考量，曾艳梅和同事拿出了“铰接式转向架”的创新方案。谁知这一方案却遭到了机械加工负责人的质疑。按照设计，转向架上制动器座上的小孔，可以选择垂向或横向钻孔。垂向钻孔，机床好操作，但不能满足强度需要；横向钻孔，机床刀片进不去，难以完成。设计与工艺之间的矛盾，摆在了曾艳梅眼前。

　　世界范围内都没有类似经验可参考，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一次次沟通，曾艳梅最后将制动器座的加工由整体加工改为梁体加工，实现了既可以满足设计，又能够方便制造的目的。全球首个120km/h速度型A型地铁转向架、为埃塞俄比亚量身设计的“耐热型”大功率电力机车转向架……领先世界的设计一个接一个，荣誉也接踵而至。2015年，她评上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成了名副其实的“曾教授”，今年她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巾帼奖章”。

　　曾艳梅告诉记者，每到一个有地铁的城市，她都会去体验一番，不同公司负责的转向架，在列车的平稳度、舒适度上都有所差别，“搭了那么多地铁，还是我们的车最舒服。”（中工网记者 罗筱晓 方大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