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和文章演的是一段感伤的故事，但生活中有更多自闭症家庭发生着令人揪心的事情。

　　我遇到的问题永远就是问题太多，又不能说，说了以后问题会更多更多，所以不埋怨。我能说的问题基本都可以解决。——李连杰

　　“我当时瘦了36磅，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不排除是癌症。”在电影《海洋天堂》里，李连杰演的是一个癌症晚期、只剩3个月生命的父亲，准备带着自闭症儿子一起沉海。和他在电影里的角色命运相反，过了两天医生打电话告诉李连杰，化验结果出来了，不是肿瘤是甲亢。李连杰顺利拍完了电影。

　　《海洋天堂》是李连杰第一部纯粹的文戏，他戴上眼镜，演一个给自闭症儿子文章终日炒菜做饭、缝衣、扫地的父亲，任劳任怨。

　　作为电影的幕后推手，他的感触比导演薛晓路还要多。看完薛晓路的第七稿剧本，李连杰当时就哭了。

　　李连杰打电话给安乐的老板江志强，“这个事儿咱们得帮个忙，算是做个公益。”

　　李连杰找来投资商，还找来了主演文章和桂纶镁以及杜可风、奚仲文、张叔平、久石让等大牌制作团队，“大部分人的片酬，基本上是一个红包的概念”，李连杰自己没有片酬。

　　“我想为自闭症这个群体做点工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李连杰说，“我只是想把导演的梦想做出来，她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

　　做一天的父母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会接《海洋天堂》这部电影？

　　李连杰：壹基金每年有一个“典范公益”评选，过去两年，自闭症都是我们资助的项目。2008年我们资助北京的自闭症救助机构星星雨教育研究所，2009年我们资助了广州和深圳的两家自闭症的机构。

　　去年初，江志强拿了一个剧本给我看，说有一个编剧薛晓路，剧本是她写的，她没有做过导演，在星星雨做了14年义工，我首先对一个做了14年义工的同行很尊重，后来看这个剧本，封面写着第七稿，我就觉得剧本很真实，不是凭空捏造的，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而且挺有诚意。

　　看到最后我看哭了，打电话给江志强说剧本不错，我当时对他说，这个事儿咱们得帮个忙，算是做个公益。

　　南方周末：你不用拍电影的方式，通过壹基金对星星雨这样的机构资助不是效果更直接？

　　李连杰：不一样。我为了这个片子成功搭了所有的积木，就是希望社会知道这个事儿。我一直说这个电影并不是想说自闭症，因为自闭症的孩子不是专家和父母真的不知道他们生活得开心不开心，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想通过电影说的是，自闭症的发病比例是千分之三，父母活得挺辛苦，希望社会帮一下。如果多一些资金建特殊学校，父母就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去上班，我了解到这样的父母至少有一个不上班。如果社会可以多承担一点对这些孩子的教育和照顾，他们两个就都可以上班了。

　　对自闭症患者，16岁以前国家义务教育，60岁以后是国家福利照顾，16岁到60岁之间的人却没有照顾，我们关注的社会慈善问题大都针对孩子和老人，而忘了中段这部分，中段恰恰是最拖累父母的一段，需要民间和政府的力量去填补这个空白。

　　南方周末：壹基金每天请一个人去星星雨做义工。

　　李连杰：我们曾经跟招行信用卡用户组织一个团队，让他们去星星雨体验自闭症，在一天的时间里，每个人针对一个孩子，去跟他交流，怎么照顾他，做一天的父母。

　　银行出了信用卡，银行会通知客户，当义工的时间又到了，周末谁又要参加星星雨的活动，就这样。

　　经过这样的一件小事，大家都会有一些改变。我看了很多参与者的博客，他们都感叹，“我以前认为自己很倒霉，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梦想都不能实现，但去了星星雨一天，就觉得我其实很幸福，很多家庭比我们还惨，我应该努力，应该积极向上，因为这些自闭症患者他们都不放弃。”

　　这样的经历对我的感悟和震撼还是很强的，我认为这种精神能够感动大众，通过电影的方式让人关注自闭症这个群体。

　　南方周末：你反复在说，你演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李连杰：我觉得我演的这个父亲一点儿不伟大，这样的父母在中国真是千千万万，他非常平凡，但他值得我们尊敬。

　　为什么？因为做公益事业，你会看到很多的弱势群体，包括地震灾区的各种老人痴呆症患者和小孩，你接触过他们就会知道，这些父亲真的是陪着孩子天南地北地找医生，牺牲了很多自己的青春，就为了孩子们。他们非常平凡。

　　有一对父母跟我说，“生了，摊着了，那我就陪着，就去做呗，谁让我摊着了？”很朴实。他们真的很简单，非常平凡，我相信整个社会里，有很大一片这样的家庭。

　　南方周末：你平常在家庭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父亲？

　　李连杰：我们家分工很简单，跟所有寻常家庭一样，我太太负责孩子的教育，做很严谨的计划，每天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我扮演一个跟孩子做朋友的角色，我不会指定一个目标，让孩子去达到它。

　　我觉得整个社会两代人的差异就是，父母往往会设定一个标准，让孩子去实现，如果孩子不去实现，就是不听话，就会有摩擦。我小时候，都不听我父母的，所以我当父亲的时候，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听我的呢？

　　我的孩子说想做明星，我告诉他做明星的好处是什么，但在这个过程中你要付出什么，你凭什么能到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人只有千分之一二的比例，几百万人都有这个梦想，大家在共同努力，你怎么超过这几百万人呢？你要想清楚了再做决定，一旦决定了我就陪着你。

　　试过好几次，他们一两个礼拜回头就跟我说，我还是放弃吧。

　　大部分人的年轻朋友，很多时候都是单向的思维，他们都想一夜成名，光辉和灿烂，那些所有被埋没的绿叶，却没有人注意他们的艰难，所以年轻人就会产生不全面的认识。

　　2010年4月，长春一家自闭症康复机构内的一个孩子正在学习最基本的称谓。据悉，这样的自闭症救助机构在全国不足30家。 （CFP/图）

　　壹基金的根还不够深

　　南方周末：壹基金进入中国大陆三年后，你感觉社会整体对于慈善支持的状态如何？

　　李连杰：起码在媒体你可以看到各个版面，娱乐，时尚，旅游，地产，都要不时提到慈善公益。这些媒体带动整个大的社会舆论和环境都在动，帮助这个社会完善，不管是批评的还是赞扬的。

　　我很欣慰地看到，慈善不是李连杰一个人在做，是大时代造成的。是做秀也好不做秀也好，很多演艺界的人在动，很多普通百姓也在动起来，尤其汶川、玉树地震后，越来越多的人在加入。中国的公益事业刚刚出满月，正在起步阶段。

　　南方周末：壹基金的基金构成，是来自企业界多一些还是个人多一些？

　　李连杰：每年不一样。我们做过社会调查，中国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80%来自个人，20%来自企业，中国80%来自企业，20%来自个人。

　　前两年是60%个人，40%企业。有灾难的时候，个人（捐助）的比例就会提高，平时企业比较多。

　　我们现在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其实很多人愿意每天捐一块钱做慈善，但是手续比较麻烦，技术解决不了。另外，你的定位没有干净地解决清楚，其他的大公司就没办法全力地开足马力地支持你，所以就没办法维持我原来的梦想，每一个人每一天捐一快钱。

　　我们现在固定注册的有五六十万人，和十三亿总人口、六亿手机用户是一个大的差距。那些拥有手机的人，我相信一定可以有一块钱捐出来，怎么实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还没有理顺。

　　南方周末：壹基金在香港和台湾的运作和大陆有什么不同？

　　李连杰：每一个壹基金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独立的法人，香港壹基金是独立的，严格说来它除了名字一样，除了李连杰一样，其他的完全不一样，不沾边的，在美国和新加坡的壹基金都是这样。

　　我在台湾已经要创立壹基金了，但我突然刹车了。包括今年年初，联合国要和壹基金合作创立全球联合国壹基金，都被我踩刹车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

　　李连杰：因为我周围有很多企业家，包括一些全球大的咨询公司给我一些建议，一个年轻的企业，如果成长过速，危机会非常大，死亡率非常高。因为你是同样一个品牌，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对于整个品牌都有影响。如果孟加拉、中东的壹基金被贪污了，整个壹基金都会被传染。

　　壹基金的根还不够深，如果我能针对十三亿人做出一个模式来，难度已经相当大了。如果你再把它做长的话，就会出现问题，我要先把大陆这一块做深做透，所以我们的速度要放慢，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

　　南方周末：经过三年的运作，壹基金好像建立了一种模式，你把钱放在国有单位里，账务全透明，每个季度的开销全部公开，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样本。

　　李连杰：基金有两种，一种叫公募，一种叫私募。在全世界范围来讲，私募是不需要公布的，因为他拿出钱私人就做了，只要是合法的百分比就没事了。公募是因为，钱来自大众，你要跟大众说清楚，或者股东给你钱，你要通过股东大会说清楚。

　　中国的公益组织透明度还有待增加，壹基金这三年透明化发展，是想树一个样本。我也觉得我做得太透明了，就阻碍了发展。因为太透明了，不需要透明的都透明的时候，就影响了很多人的思维，你做得那么好，走得太快，把同行落得太远，在中国谁跑得太快谁死得惨。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勒着点儿缰绳、踩着点儿油门，这个节奏要符合国情。

　　成熟的公民社会

　　南方周末：在这些年的公益事业中，你的核心追求是什么？

　　李连杰：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喜欢的是结构上的改变：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人思想在改变，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负起他那个时代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十年，我们讲的是精神世界，忽略了物质，后来几十年讲的是物质，忽略了精神。我们能不能降到一个很基本的道德立场上来，就是又要物质又要精神，从本性上做一些事情。这个真的需要几十年。

　　我一开始说这个需要三十年。随着信息化的沟通快速发展，可能二十年，可能十五年，未来百年，三百年五百年都可以，只要人类都认同这个价值的时候，这个基金就要运作。

　　全球的基金有两大类，一种就是美国这种，捐一大笔钱，本钱不动，滚动投资回报利益补给社会，这叫鸡不杀，孵蛋给社会。但中国的法律认为你养了只大的鸡永远不给当代社会，只是蛋给当代社会不行，中国的一个是不养鸡，70%回到社会，等于没有养鸡的过程，只有孵蛋的过程。

　　中国的每一代人要负起每一代人的责任。所以我就要联想，这样一种国情，怎么能够做到每一代人负起每一代人的责任，要从本质上改变，从信念上、价值观上改变，做人的尊严和道德观要重新建立起来。

　　我做壹基金开始的一两年，很辛苦，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圈内的精英知道，其他人觉得，做公益就是捐钱盖学校，你搞那么多事情干嘛，自己拿点钱做了不就完了嘛。

　　南方周末：你的公益事业在国内的推进中碰到了什么问题？

　　李连杰：我遇到的问题永远就是问题太多，又不能说，说了以后问题会更多更多，所以不埋怨。我能说的问题基本都可以解决。

　　在西方，对公益事业有一套完善的法律监管，在这下你做任何事，只要合法，基本上没问题。不合法，法院会找你，就受到法律的惩罚，很简单的一件事。

　　但在中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第一，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慈善法，只能依据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光符合这个条例还不可以，中国还有一个道德的指引，标准也不一样，学术界一个，企业是一个，白领和普通百姓是一个，社会上的每一个大众，大家的道德观念、道德底线不一样，在不同的起跑线和不同的方向出发朝向同一个目标，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和新的火花。

　　壹基金在这些缝隙中生存是一件难度蛮高的事情，它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慢慢地积累经验。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可以依据的方向，在中国做慈善，因为没有法律，也不存在非法。在美国你稍微超过一步，就出界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这样造成的，向前冲，出了一部法，再向前冲，又出了一部法。你冲在这个行业之前，法律永远在你之后。

　　我给我的团队定了一个标准，就是“裸体”，我们只要不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就是向前冲，因为所有的技术错误都是在打仗中学来的，你给我往前冲就行了，法律永远在你身后。我很早就说，一定先有飞机，然后才有空中管制；一定是先有汽车到处跑，然后才会设立一个交通指示灯。我给自己订立一个良心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超越，往前走。

　　南方周末：“良心”是唯一的底线吗？还有什么底线？

　　李连杰：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讲，基本上两条线。一个界线是法律，触碰法律我们用法律处罚；在法律之前，西方基本上使用宗教，也就是说做人的道德观念。在中国的社会里你也会发现，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这三驾马车伴随的道德底线，建立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价值观。近些年来，我们对价值观谈的比较少，或者这种价值观在根里面没有了，浮在比较飘的一个位置上，没有自觉自愿、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

　　你看西方的一个结构，比如说天主教徒基本上是百分之五到十五的工资自动就给了教会，教会就自动地给了社区，就是一个自动的模式。一个公民社会的建立，每一个人都自觉到把自己能够承担的一点点东西回馈社会，不是你给了钱就没事了，你还要监管，你还要做一些事。如果真的能落实，就是我们的梦想。

　　比如一个印度的哲学家跟我说，67亿人类，如果有一天你能看到10%的人为了地球这个家努力做一点点的事的话，对整个人类的格局改变就很强烈。我说对，中国就有13亿，如果有一天中国能有六亿七千万的人动起来，也就是我们手机用户再加一点点，整个人类的格局就会改变。这是一个哲学上的探讨，百分比的探讨，是相当相当相当难的动作，但是一点点来。

　　南方周末：如果有一个李连杰主义的话，它概括起来是什么？

　　李连杰：它这个不是我一生来就有的信仰，是我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只是把佛法中的精髓拿出来，在今天的社会里慢慢地去做，前人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我只是做一个现代简易版而已，没做任何的创新，我也没有主义。

　　这个主义逃不出几千年祖宗的主义，他们的文本在我们面前我们读不懂而已，我把它简化成简单得我们能读得懂的而已，大家一起坚持着读。

　　我没有新的任何东西，新的东西都是术，不是道。道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道。我记得我跟在诺贝尔和平奖那个红衣大主教谈了40分钟，谈“道”，谈人类今天怎么样建立一个跨宗教、跨种族、跨政治、跨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我们人类目前缺少的是一个共同的东西，价值观，而不是术。

　　随便给几个二十岁的孩子一个课题，他们可以变出很多很多的术来，比我们都厉害，因为世界是他们的，未来的年轻人一定有很多术，但是道要弄清楚，如果没有道只有术就乱了。壹基金最简单地说，就是设立一个道。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夏辰

（责任编辑：左浩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