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柏峪。通讯员章珂摄

　　年近花甲的他，依然行走于荒漠间，在北京与内蒙古的阿巴嘎旗间来回奔波，与他做伴的是一种叫碱蓬的耐盐植物，在白花花的干涸湖盆中，他带领着当地的居民和志愿者们，一起用双手种植绿色，“如果可以，我希望在我能动的时候，这里能够重现一片绿色”。

　　居民遭盐碱尘暴肆虐

　　最先感受到环境恶化的便是当地的居民。参与到郑柏峪治沙行动中的诺明格日乐今年21岁，她的家就在查干诺尔湖边的嘎查村，过去从她家走到湖边只有不到一百米，可是现在所有的生活用水都要到几公里外的一处井口拉回来。

　　郑柏峪说，湖水和草原的退化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是逐步的，环境的恶化造成的盐碱尘暴却直接危及当地居民的健康。2004年春天的一个上午，郑柏峪和志愿者正在干涸的湖盆里试种新植被，干涸湖盆中一股白色的烟柱突然腾空而起，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不断扩大上升，直冲上千米高空。几分钟之后，这股飓风在湖盆中卷起大片白色烟尘，呼啸着迎面扑了过来，郑柏峪一辈子也忘不了被盐碱尘迎面吹来的感受。三天以后，这场风才停了下来。

　　随着干旱的持续，盐碱尘暴更加肆虐，强劲的大风把湖面干涸以后出现的大片盐碱粉尘吹上高空，然后铺天盖地地刮到草原的每个角落，不管是人、地，还是牲畜，全都成了白色，好像下了雪似的。下风向的牧民吸入大量盐碱粉尘，就会不断地咳嗽、打喷嚏、红眼睛，极为痛苦，牧民无法放牧、孩子无法上学、大家只能窝在房子里无奈等待尘暴的过去。

　　在尘暴中种植碱蓬

　　首次治沙的失败，日益严峻的环境，都没有打消郑柏峪坚持治理草原荒漠化的决心。他四处寻找各种资料，走访了各类专家，重新思考、寻找着治理查干诺尔荒漠化的办法。最终他从一名内蒙古的生物教授那里，认识了一种叫做碱蓬的植物，据介绍，这种植物耐盐碱性极高，并且可以起到固沙的作用。

　　2004年5月，郑柏峪和另一位老志愿者——北京海洋所的宋怀龙研究员一起凑了2万元钱购买碱蓬种子，开始查干诺尔试验种植碱蓬。5月份的内蒙古还很寒冷，冰还没有融化，两位近60岁的老人，捧着用脸盆装的碱蓬种子，手冻僵的时候几乎端不住盆子。种子种下去，两位老人天天来到盐碱地查看碱蓬的长势，可是他们却失望地发现播种的地方一棵碱蓬苗都没长，这让他们灰心不已。正在他们准备放弃尝试时，当地的牧民跑来告诉他们，原来盐碱沙尘暴过后连土带种子都刮跑了，在不远处的小沙丘后面，长满了碱蓬。

　　两个老人高兴地像孩子一样跑到牧民说的小沙丘，果然看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碱蓬。“管它长哪里，反正是咱种的！”郑柏峪从此确定碱蓬在盐碱地中能够存活植碱蓬的地方至少可以固沙20厘米。

　　还查干诺尔一片绿色

　　然而要大面积种植碱蓬还需要大量的资金，经过多方奔走，韩国现代汽车和亚洲生态和平组织愿意与郑柏峪合作立项治沙，项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已经种植了碱蓬近4万亩。郑柏峪说，他期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他75岁，希望能重新看到绿色的查干诺尔。

　　查干诺尔荒漠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郑柏峪曾经自费组织了一个小考察组在锡林郭勒盟的兰旗、、阿纳旗等地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考察证实了干湖盆长久会析出盐碱，并成为持续不断的化学粉尘供应源。针对近几年北京的沙尘暴，郑柏峪和专家进行研究后发现，北京飘落物质中98%以上是粉尘，且含盐量较高，这让郑柏峪确信，沙尘暴的源头之一正是干涸的盐碱湖盆，因此在北京以北800公里范围内的盐渍湖盆区，都可能是北京沙尘暴的源头。

　　2005年张北县的安固里诺尔湖也干了，而这里距离北京只有200公里，安固里诺尔湖面积70平方公里，海拔1400米，正好在北京的上风方。郑柏峪说，一旦这里爆发盐碱尘暴，盐碱粉尘就会像从房檐往院子里撒粉面一样撒向北京。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参与到盐湖盆的治理工作中来。

　　曾经的草原天堂

　　郑柏峪出身一个革命家庭，随着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他中学一毕业便来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中部的阿巴嘎旗查干诺尔公社插队。刚到阿巴嘎旗的时候，郑柏峪就听说大队的地界里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叫查干诺尔湖，汉语的意思是“白色的湖”。公社老书记巴格登告诉他，查干诺尔有两个湖，东边小的是淡水湖；西边大的是咸水湖，公社在两湖之间的天然堤坝上修建了一座水闸，控制小湖的水位。

　　在老书记的带领下，知青们看到了查干诺尔，郑柏峪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种震撼，清澈的湖面从脚下延伸到天边，在蓝天白云下像大海一样浪涛滚滚，他和几个知青顾不得脱衣服，大叫着冲向查干诺尔湖，知青们觉得来到了天堂。

　　每年春天是查干诺尔最有生机的时候，大批的候鸟来到这里，有一种叫做“布和小包”的鸟，啼叫的声音像牛一样，还有天鹅、大雁……在湖畔放牛时，他经常躺在草原上，望着又蓝又高的天空做着少年的白日梦，然后沉沉地进入梦乡。老书记巴格登对知青非常尊重和信任，当地的蒙古族老乡更是纯朴好客，知青们将这里当做了第二故乡，当1981年郑柏峪要回北京时，看着草原上逐渐变小的老书记，一股离别的乡愁却涌上他的心头。

　　重回草原志愿治沙

　　郑柏峪回到北京工作后，查干诺尔依然是他魂牵梦萦的天堂。每隔几年他都要回草原一次，但每次回去看到草原的变化都让他痛心不已。最初是草原的植被越来越差，草场间动辄便出现一大块光秃秃的土地，接着是查干诺尔湖的水位不断下降，连水位从来不下降的扎汉宫小湖也下降了1米。到上世纪90年代末，大湖湖岸已经后退了几公里，形成湖上湖。

　　沙地的红柳林大片地枯死了，山丹花、黄花等特有的植物在草原上几乎绝迹了，草原上的狼、猞猁、大鸨没有了……看到这些变化，郑柏峪决定回到草原，保护自己曾经的天堂。1999年，他毅然从单位提前退休，回到查干诺尔，成为一名草原荒漠化治理的志愿者。

　　为了获得治沙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郑柏峪一年在北京和查干诺尔之间往返十七八次，当时去草原的交通不好，需要坐1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车里又闷又臭，两个人合睡在一米宽的简易床板上，一抖被褥全是沙子。2000年，郑柏峪经过多方的帮助和努力，终于争取到了联合利华公司生态保护项目的27万元的资助。

　　用这笔钱，郑柏峪带领着当地的居民在两年时间里种植下了10万株小叶杨，但由于土壤严重盐碱化以及当地的水源匮乏，植树造林进行防风固沙的办法没有奏效，小叶杨一棵一棵地枯死了，白茫茫的盐碱地上还是没有一丁点的绿色。顾不得为治沙尝试的失败而难过，更大的灾难已经到来，由于连年干旱，2002年春，查干诺尔湖真的变成了一片“白色的湖”，但湖里没有水，只剩一片望不到边际的盐碱地。“80平方公里呀，就这么全干了。”郑柏峪痛心疾首。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