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讯）近日，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辑、知名媒体人、作家江迅在荃湾仁济医院逝世，终年74岁。而他在短短数日由“无事出院”到“突然离世”，加之本人还曾在修例风波期间支持反“港独”，这让他就诊的医院受到外界质疑。就此，香港多名时事评论员已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香港知名媒体人、作家江迅，图自港媒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江迅于10月10日因发烧被送至仁济医院，11日下午约2点半左右疑因退烧，获医院通知出院。但在当晚11时许，江迅再度发烧，并出现颤抖、疼痛等症状，于是再度入院。

据江迅亲人较早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第二次入院时，感到剧烈疼痛，而且剧痛迟迟未能得到缓解。在12日凌晨2时14分，江迅给妻子发信息说，“我又进了医院，70年来，从来没有这么难受，多次想到死”及“痛不欲生”。

由于江迅的不断求救，其家属多次在病房门外按门铃，提醒医护救治。但是，主诊医生迟迟未予理会。直至12日早上10时33分，江迅向妻子发信息，家属才得知医生名字，而当时江迅已疼痛超过10小时。妻子发信息问他：“现在好些了吗？”江迅的回复是，“一样一样痛”。

据报道，江迅妻子在病房外心急如焚，求医生诊治，但在12小时后，医生才看过病人一次。江迅妻子还说，期间医生也没有对症下药。江迅家属称，江迅的病情在其后急转直下，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并被送入深切治疗病房（ICU）紧急治疗。直到13日下午2时许，江迅不治身亡。

据家属表示，江迅被送入病房后，家人无法陪伴左右，其间医护没告知接受什么检查，直到江迅离世，医院也没透露他的死因。然而，江迅在信息中表达自己无比痛楚，但却没获得缓解措施，家属多次向医护反映也未获正视。

江迅家属质疑，病人只是发烧入院，却于短短两天离世，其间他第一次发烧入院，不久疑因退烧，医院容许出院，但为何出院数小时后又再发烧入院？而第二次入院后，为何一直不能缓解病人疼痛，导致身体情况恶化得那么快。其间，医院是否采取措施，为何直至江迅死亡也不能向家属公布死因。

对于江迅家属的质疑，15日，仁济医院高层与江迅遗孀等家属会面，解释治疗过程。据了解，院方在会面中声称治疗过程未有问题，只承认在沟通方面有“改善空间”，但至今仍未能清楚解答江迅离世前全身剧痛的原因和死因。

对于院方的解释，江迅家属感到气愤难平。他们批评院方解释事情来龙去脉时避重就轻，未提及责任归属问题。江迅家属又指，院方关于事件的描述是在偷换概念，并反问，“既然医院说做了那么多？为何不知道病人为什么发烧、发颤？又为何直至死也不知病因？如果不知病因，那治什么病？”江迅家属表明不接受院方解释，促请医院管理局彻查事件，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江迅不治身亡事件引发香港舆论讨论，在15日当日，多名时事评论员联署去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希望采取一切可行的行动，对江迅的死因启动全面调查。

信中指出，在江迅第二次入院后的头12个小时期间，他给妻子发出的信息以“痛不欲生”来形容他的剧痛，其妻子从语音信息中听到他在痛苦地尖叫以及呻吟。而且在该12小时内，虽然江迅的发烧以及剧痛是急切需要医疗诊治的明显信号，但一直没有医生过问。一名资深医生表示，任何在出院3天内而再次入院的病人，都说明其所得到的处理质量不佳，以江迅的例子，他在出院后9个小时情况变差才再次入院。信中强调，江迅在仁济医院所得到医疗处理的质量，以及他后来离世，引发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引发很多亟待关注的问题。

这些时事评论员表示，在调查后若发现仁济医院需要为错失负责，就要给江迅家属赔偿。同时，他们还呼吁立法会成立专责事务委员会或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公立医院的服务及运作，就改善措施提出建议。目前，涉事医院已将此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以确定江迅死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迅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之时，质疑此事与医护人员政治倾向有关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香港《东方日报》16日就刊文指出，先前香港医院和医护人员一向以医德好、医术高、管理好、效率高、具专业精神，享誉香江，多年来港人以此为傲。然而，这些年事情有了深切的变化，专业和医德抵不住“政治侵袭”。在“反中乱港”煽惑和恶斗下，社会撕裂，仇恨弥漫，“政治病毒”传进医院，传染了某些医护人员。他们参与黑暴活动，对受伤入院的黑暴分子百般呵护，对受伤警察态度恶劣，肆意羞辱；有人还为暴乱分子和虚假“伤病”出假证。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他们不顾市民的健康安危举行罢工，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入职时的神圣崇高誓言，让“黑政治”弄坏了脑子、毒化了心灵，有市民称他们为“黄医护、黑衣护”。

就此，《东方日报》表示，作为知名媒体人，江迅在“修例风波”期间曾采访过反黑暴人士，支持他们坚决反“港独”的立场，支持港警。他还说过，香港警察没有因为“止暴”而打死一个暴徒。“这些话，暴乱分子、黄医护们是肯定不爱听的，是会‘结仇’的。若（江迅）落到他们手里，大有可能‘发生不幸’。”

《大公报》也发表评论，指香港有部分医护“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为自身有“颜色”，也以“颜色”划分病人。在前年“修例风波”期间及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都有医护人员发动及参与罢工。“当医护人员将个人政治理念置于病人权益之上，怎么可能不出现医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