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剧场王琦

　　《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的这些经典，不仅在当时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也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传唱至今，成为全民族抗战记忆的一部分。

　　那个年代的文艺家们，在民族危亡之际纷纷走出象牙塔，投身于抗战救亡的洪流，感受着中华民族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

　　抗战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则在烽火硝烟时代，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性问题，它所确定的文艺方针深远地影响了其后至今中国文化艺术的面貌。

　　他从未见过那片白山黑水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张寒晖从未亲眼目睹过他笔下所描绘的这片白山黑水，在他短暂的44年人生中，大部分岁月是在河北定县老家，以及陕西的西安、延安等地度过的。

　　张寒晖生于1902年，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文艺家一样，他从青年时代便投身于艺术事业。20岁那年，张寒晖来到北京，进入刚创办不久的“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三年后又考入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并于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寒晖开始进行音乐创作。他先后将《三国战将勇》、《满江红》等古曲重新填词，创作出《可恨小日本》、《告我青年》等作品。这个看上去有些文弱的青年慷慨高歌，号召人们“激奋进，齐赴国难”。

　　但是，这样的口号显然是对日态度暧昧的国民党当局不愿听到的，张寒晖的共产党身份更使他很快成为军警追捕的目标。就在第二年，张寒晖受邀前往西安工作。三年后，他成了西安二中的一名国文教员。

　　此时的西安，已经成了奉命“剿共”的东北军的驻扎地。这是一群士气低落的将士。因为丢失了东北三省，东北军官兵一直饱受同胞的指责，并且因此心怀内疚；与此同时，他们被思乡之情煎熬着，日夜思念着家乡的爹娘。

　　西安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晖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他们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

　　1936年深秋，每到夜深人静，西安二中的宿舍里都会传来手指轻轻叩击木桌的声音，那是张寒晖在不由自主地打拍子。白天，教员和学生们经常看到他出神地眯缝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地轻声哼唱，一字一句地反复推敲。

　　从未到过东北的张寒晖，对当地的音乐曲调并不熟悉。在他脑海中浮现出的旋律，其实是从河北定县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但这令人肝肠寸断的曲调恰恰与流亡者的心绪相吻合，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东北人，都会抑制不住地落泪。

　　这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曲，最早由西安二中的学生们传唱开来。很快，东北军学兵队有人找到张寒晖，向他讨要歌谱。学兵队中的地下党员还将歌谱寄去北平，交由北平学联歌咏队演唱。上海出版的《战地周刊》将这首歌作为“流亡三部曲”之一发表。《松花江上》就这样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

　　出于安全的考虑，《松花江上》的歌谱上并没有出现张寒晖的名字。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松花江上》的作者被署成“佚名”。国民党当局曾经追查这首歌的作者，得到的答案竟然是“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

　　没有人会料到，这样一首歌会在历史的转折时刻发挥出巨大的影响。

　　1936年底，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剿共”。12月11日，学生们自发组织前往临潼请愿。在赶来劝阻学生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面前，他们高唱起《松花江上》。听闻此曲，张学良大为感动。他沉痛地向学生们许下抗日誓言，含泪而返。

　　次日，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爆发。

　　用一首激昂战歌回答历史

　　周恩来对于《松花江上》有着特殊的偏爱。

　　“西安事变”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他曾在一次与东北军军官的集会上，亲自指挥大家唱起这首歌。1937年，在撰写《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时，周恩来又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后来创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他曾亲自指示将这首歌编入其中。

　　但在1938年，“伤心断肠”的《松花江上》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这一年，一场惨烈而悲壮的武汉会战令战局发生转变。日本人领教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战事进入相持阶段。中国文艺界积极投身于这场会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喊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一时之间，大批慷慨激昂的战歌通过诗歌、戏剧、电影、文学等多种形式涌现出来，鼓舞着人们的士气。

　　当年9月，张寒晖调入东北竞存中学任教务主任。这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车向忱在当地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以招收流亡到陕西的东北籍青少年为主。这里活跃着一批爱国青年，在历史上曾享有“小抗大”的美名。

　　“九一八”纪念日这天，学校照例举行纪念大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便是齐唱《松花江上》。当唱到“爹娘啊”这一句时，全体师生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司仪也不加制止，等大家情绪稳定之后才进入下一项议程。

　　看到如此悲伤的情形，张寒晖的心里有所触动。自从《松花江上》传唱开来之后，他也曾听到有人议论，这首歌曲太过悲伤，让人意志消沉。据说也曾有郁郁不得志的东北军官兵，将家国仇恨迁怒于这首歌，一听到这哀伤的曲调，情绪就会变得更加烦躁而愤懑。尽管这样的论调只是少数，但张寒晖听者有心。

　　不久后的一次音乐课上，张寒晖破例没有领唱《松花江上》，而是用自责的语气做了一番自我检讨。他告诉学生们，自己创作《松花江上》时，更多的是追忆悲惨往事，这使得歌曲缺乏鼓舞斗志的气氛。痛定思痛，他写出了一首新歌，要让大家鼓足勇气去投入战斗——

　　同胞们，咱们干吗要悲伤？

　　咱们干吗要颓丧？

　　看吧：咱有四万万颗头颅，

　　咱有八万万只有力的肩膀，

　　咱有亿万万把镰刀和锄头，

　　咱有无数量的刀枪！

　　……

　　啼哭悲伤有什么用处？

　　团结牺牲在流血的斗争中，

　　才能求解放！

　　不同于哀婉的《松花江上》，这首新歌有着明快的节奏，充满战斗的力量。张寒晖为这首歌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作《干吗要悲伤》，另一个叫作《回答〈松花江上〉》。他在歌中所表达的激情与热忱，带给人们的是信心和希望。

　　不同于流传至今的《松花江上》，这曲《回答〈松花江上〉》已几乎消隐于历史之中。但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曾经有一段时间，来自东北的军民将这两首《松花江上》连在一起歌唱。人们在这歌声中听到的是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回答，对民族的回答，也是他对历史的回答。（记者 周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