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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战的怒潮。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其中有家资钜万的豪门闺秀，有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有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女。曾在中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的王云告诉我们，延安时期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的25位女青年中，有24位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一位出身富农。“毕竟，只有富贵人家的孩子才能读上书嘛。”她说。

　　延安一下子涌来那么多女青年，于是毛泽东提议，办个中国女子大学。

　　1939年7月20日下午，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在延河边新建设的校园广场上举行。身穿蓝灰军装的近千名女同学坐满会场,各班互相拉歌，歌声一浪高过一浪，会场一片欢腾。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八路军代表邓小平、新四军代表张鼎丞等鱼贯走上主席台。时年46岁的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他身材瘦削，目光炯炯，浓密的黑发很长并向后掠去，裤子上缀着补丁，旧上衣显得很宽大，口袋里塞了些书报。校长王明作报告时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陈云、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将他们担任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薪水捐献给女大以购置图书，林伯渠捐赠了一批油灯，邓小平捐赠了十几匹战马。会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毛泽东讲话，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便是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

　　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大米和小米混合）、猪肉、牛肉、羊肉，还有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小米锅巴)。饭后，舞台上举行歌舞晚会,不少老乡也围拢过来看热闹。一个女同学表演口琴独奏，有老乡惊异地说：“这个啃骨头的节目真好听咧！”著名红军女将领、女大教务长张琴秋穿一身红绸衣，抱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稻草人，手舞足蹈地跳起交谊舞，席地而坐的毛泽东和全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女大校舍是沿杨家岭延河东岸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整，大约百余孔，对岸是中央党校和青干校。每天清晨5时，伴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迅速到延河边集合跑操习武，喊杀声响彻天地，过后端上脸盆、牙具到河边洗漱。姑娘们袅袅婷婷地下山，远远望去，就像一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形成一道美丽的景观。

　　女大的窑洞每孔不足20平方米，8至10人挤一条长长的板铺。夜里起身上厕所，回来后常常就没空位了，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躺下。女大的厕所在山坡上，这些女孩不怕日本鬼子，却害怕“鬼”，天一黑就不敢上山解手。一天夜里，一个女孩出来方便，刚蹲下，猛地发现对面草丛中有一个黑影，吓得汗毛倒竖，喊了一声“有鬼”，便扑上去厮打起来。大家闻声跑出来一看，原来是另一个窑洞的女生，因为怕冷，从头到脚裹了一条毯子。大家笑得人仰马翻。

　　女大的教员队伍绝对超一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领袖人物都来讲过课，教员也都大名鼎鼎，比如讲哲学的是艾思奇，讲革命理论的是陈伯达，讲音乐的是冼星海、郑律成，讲文学的是丁玲。讲课最能蒙人的是王明，每次他总让警卫员抱来一摞马列著作，讲课时倒背如流，引用了哪一段，便说不用记了，你们去查第几卷第几页好了。姑娘们惊得五体投地，都以为遇到了“真马列”。后来通过整风运动才明白那是不管用的教条主义。

　　青年们初来时并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和组织纪律，因此发生了许多趣事。

　　湖南姑娘艾森原名欧阳中道，系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裔。她聪慧勇敢，中学时就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成为当地学运领袖。地下党组织悄悄接近她，动员她加入中共。一直做着“延安梦”的艾森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入你们的‘杂牌军’呢，要入我就入延安那个正宗的共产党。”上世纪90年代我们采访她时，白发苍苍的艾森笑着说：“就因为这个，我的党龄短了好几年。”

　　爱国将领杜汉三的女儿翟颖投奔延安后，表现优秀，却长期没提出入党申请。组织上问她为什么，她认真地说：“共产党员必须是不怕死的英雄，砍头枪毙我肯定不怕，但万一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我到底能不能挺住？眼下我正在锻炼呢。”这期间翟颖患了重病，需要做脊髓穿刺手术，“锻炼”的机会来了：她坚决拒绝打麻药，让几个护士死死按住她。到了冬天，她跑到延河边凿开一个冰窟窿，把双手伸进去咬牙冻，结果手背上的两个大冻疮跟了她一辈子。

　　女大还办了陕干班和特别班，前者负责培养当地女干部，后者给没上过学的长征女红军扫盲。陕干班有个折聚英，6岁就给一家皮匠当童养媳，挨打受骂，吃尽苦头。红军来了以后，折聚英从村里带出十多个童养媳报名参军。进入女大后，折聚英最愁的就是学文化。也是怪了，她一见那些横横道道的字，手就哆嗦得握不住笔，浑身痉挛得像打摆子，有两次还一头栽倒昏了过去。有一天指导员薛明拿来一张地图讲长征。折聚英一见地图就跑了，那些长征过来的女兵也炸了，横眉立目地喊：“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走了二万五千里，你一条小线线就给吓跑了？”后来，折聚英因为没文化，做了几十年的幼儿保育工作，组织上要提拔她，她坚辞不受。有趣的是，离休后她倒是把老年大学的毕业证拿到手了。

　　那时陕北生活的艰难困苦是外人无法想象的，但女孩爱美的天性没有改变。生活安定下来后，姑娘们首先就想照镜子。当过电影演员的苏菲恰好带来一块镜子，见同学们不时跑来照照小脸蛋，于是说咱们还是“共产”吧，接着把镜子“啪”地摔碎，每个窑洞分得一小块。入夏部队只能发一套军装，没有衬衣。女孩们觉得脖颈处太空荡也太难看了，不知是谁灵机一动发明了假领子：用白线织成一条领衬，缝在领子里面，看起来就像穿了一件白衬衣，又整洁又美观。这个风气一直传到五六十年代。

　　1941年9月，为贯彻精兵简政方针，女大与其他几所大学合并为延安大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女大为我党和我军培养输送了上千名妇女干部，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书写了许多或传奇或动人的故事，也有人为了革命事业英年早逝。

　　——成都女孩吕璜后来进入延安保卫部，和丈夫布鲁（又名陈泊）成功破获了震动整个延安的“军统特务案”，一举抓获60多名潜伏在我党政军及各行各业的特务。

　　——蒙古族姑娘乌兰少女时代就入了党，曾按照地下党的安排，只身炸过天津的日本商场和货轮。后来，她回到家乡，成为驰名大草原的双手打枪、威震敌胆的“飞将军”。

　　——重庆女孩丁雪松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她的丈夫郑律成先后创作了中国和朝鲜的军歌。

　　——来自上海的苏菲和来自哈尔滨的于蓝，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侯波，一路靠乞讨投奔延安的苦孩子，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女摄影家，为毛泽东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茅盾的女儿沈霞为奔赴抗战前线，毅然在延安医院做了“人流”手术，结果因感染去世。

　　——董边和田家英（曾担任毛泽东秘书）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因战事紧张把孩子送给当地的一位农民。这位农民要求董边立下字据，以后不许来要孩子。十多年后，母子之间相互知道了信息，但董边信守诺言，到老了也没见孩子一面。

　　——康岱沙出身重庆豪门，离开女大后回到“陪都”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五年后再返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她和丈夫陈叔亮成为外交战线上的优秀领导干部。采访时，岱沙老人给我们看了夫妇共立的遗嘱，最后一句是：“骨灰可撒到香山，做绿化肥料，也算最后的废物利用。”

　　上世纪90年代，我们走了许多城市，采访了近百名女大出身的老战士，包括贺龙的夫人薛明、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她们的家，清一色的简朴、清贫。吕璜家是水泥地，放电话的地方是一只纸箱；我在王定国家刚刚落座，就从椅子上倒仰过去——一条椅腿因过于陈旧而折断；在薛明家，沙发是破的，露着钢圈。杭州大小姐出身的陆红，晚年无数次将工资捐给灾区和学校，自己居住的院子却极为简陋。我们坐在门口访谈时，她忽然冲屋里的外孙喊：“那是公家电话，不许你用！”

　　时光荏苒，如今，我们采访过的女战士都已过世。但她们并没走远，她们就坐在街边淡绿色的长椅上，微笑着，慈祥地、欣慰地注视着我们，注视着今天的年轻人，注视着美好的一切。

　　是呵，她们也有过花季——那是担起民族救亡之重任、带着血与泪的别样的花季。

　　（作者：蒋巍 雪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