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大屠杀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4年第5期

１０年前，一位名叫井上晴树的日本作家来中国访问。极偶然地，他在大连街头的露天书摊见到一本小册子：《旅顺大屠杀》。书的封面上，那些“日本兽兵”、“屠城之最”、“残暴绝伦”的刺目的文字及照片，令其惊异不已。因为在此之前，这位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又素来偏好历史的井上先生，一直自认为对于当初１８９４年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并非缺乏了解，但是，尽管年近五旬，他却从来未曾在本土听说，甲午战争期间，在中国旅顺发生过一宗“足以使世人联想到后来‘南京大屠杀’”的惨厉事件。而且据井上所知，关于“旅顺大屠杀”，“不唯今天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记载，就连许多教历史的老师也根本不知道”。那么这１００年前由日本军队一手制造的“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野蛮最血腥的一幕”是怎样的呢？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久已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继黄海海战后，又从陆上向清军发动突然袭击。其第二军由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指挥，于辽东半岛东侧的一处小渔港花园口（今大连市庄河县）偷偷登陆，随即兵锋南折，直扑金州、大连湾、旅顺口。１１月２１日，第二军第一师团挫败清军防守，陆续攻陷旅顺四周所有炮台，气势汹汹地闯入了城区。这帮公然践踏别国领土的“胜利者”，自闯进旅顺的最初一刻起，就兽性大发，恶魔般地在全城内外疯狂杀戮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包括若干已经放弃抵抗的清军士兵）。“他们对遇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追赶、开枪，用刺刀刺杀，一直追杀到大街上，荒野里”；“不论男妇老幼，狗，猫，还有迷路的骡马，统统用刀乱砍捅死。跪下磕头的，苦苦哀求的，躲藏的，逃跑的，迟早都要被杀掉”；“从市街的入口到码头的十余条街道之间，死尸累累堆积如山，房前屋内无处不横躺竖卧着尸体，腥风冲鼻，血流滑靴，许多地方只能踩着死人方可通行”；“凡是想从海上逃离旅顺的居民，所乘船只可以说全部遭到鱼雷艇的追击和来自海岸的枪射，不是沉没便是触礁，海面上漂浮的尸山就像旅顺港里似乎有很多鱼群一样”……如此丧心病狂的嗜血屠杀，竟然“通宵达旦”地持续了四五天！把中国辽东南端的“渤海门户”旅顺城，生生变做了一座空城、血城、死亡之城、恐怖之城！至少有１.８万多条炎黄性命，在日本军人的刀光枪响中化作了冤灵屈魂！据说到最后“全城只有３６个中国人活了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幸免，仅仅由于需要用他们来掩埋其死去的同胞。他们每个人的帽子上（衣服上）都粘着一张纸条（或布片）作为标记，上面用日文写着：‘此人不杀’”……

井上晴树极度惊愕。起先，他犹以为手中那本情节骇人的小册子，不过是一部道听途说的文学作品。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该书记述得如此翔实、具体，绝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何况书里明明白白地载列：当年，在旅顺事件终于被外国随军记者曝光后，世界为之震撼，美、英、法、德诸国舆论纷纷声讨，强烈谴责日本军队在远东的暴虐行径。井上觉得，自己此番访华的“大连遇书”，几乎可以看做是某种机缘。归国后，这位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日籍作家“就像受到刺激一样”，推掉其他一应事务，立刻投入了艰难而执著的搜访调查———他决心在国内上下求索，努力“拨开过去笼罩旅顺事件的云雾”，以发掘出能够揭证昔日“加害一方”的“军国主义真面目”的有关史实。

经过初步接触，井上获悉，即便是现代日本的整个历史学界，亦时至１９８０年前后，才刚刚开始探明“旅顺大屠杀”的存在。这让他这位非史学专业的“门外汉”，都不能不慨叹“委实是太迟了”。所幸日本一些权威机构，如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等，近年来正在逐步“解冻”以往长期秘锁的部分文献档案。这给井上的深层调查，多少带来了有利条件。由之，井上愈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必须尽力采用在本土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史料，向国人、向世界进一步揭露“旅顺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他日后撰著的最重要的研究特色和最具史鉴价值之所在。

随着调查的渐次拓深，井上发现，对于“旅顺大屠杀”，日本当局的掩盖、隐瞒，讳莫如深，事实上由来久远。当初，还在甲午硝烟星火乍燃之际，日本政府就已经在处心积虑地采取内、外两手，向世人百般遮掩自己的种种劣行。先观其对内的一手：１８９４年６月，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８月１日日中相互宣战的第二天，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到了９月中旬，为着更严格地“统一新闻口径”，又由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１３０名，包括１１名画家、４名摄影师，分属６６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可见，日本政府对于国内媒体的钳控是何等严酷。再看其对外的一手：彼时二度出任伊藤内阁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素以绰号“剃刀匠”闻名，专擅玩弄诡计“解决国际麻烦”。此人早在多年前，就借政客身份，与人合伙经营过一张《寸铁报》，对于如何操纵媒体、淆惑视听，可谓轻车熟路，深谙三昧。甲午战端甫开，陆奥便疾电日本驻欧美各国公使：密切关注当地主流报刊及通讯机构的持论倾向，选择猎物，重金收买，务必使其压制、篡改、隐匿来自远东的报道（按：由外报特派记者采写的），而只发表“会于日本产生好感的新闻”，或者干脆装聋作哑，保持沉默。陆奥宗光甚至将这种“银弹策略”，一直扩大施用到在日本境内横滨、神户等外国人居住地区出版的由外国人担任社长的英文报纸，通过贿赂社长，买断电稿，使有关的“不利消息”不致“经由这条暗道在本土登陆”。

应该说，日本政府精心耍弄的这内、外两手，功夫没有全然白费。国内“舆论一致”，“捷报”连篇累牍，使得备受蒙蔽的民众成天浸淫在一派军国主义的狂热煽诱之中，情绪嚣躁亢奋，心理痴迷变态。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跟着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踩着还在抽搐的尸体”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九段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一时间，“战利品”这个名称居然在日本成为时髦，许多商家纷纷推出冠以“战利品”的新货色，其中有一款“帝国全胜”战利品肥皂，“造型是支那人的头颅”，意在“磨灭支那人”，它的销售广告甚至使用了如同旅顺屠杀一样的图案，充满着喋血的暴戾气息。

而在日本域外，此时则有一批被东洋“银弹”喂倒的媒体，甘心泯灭良知，出卖声誉，恣肆发布歪曲事实的新闻误导受众，替日军屠徒粉饰罪迹。譬如在伦敦，由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丰厚的报酬”收买，所以，“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在内部“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更不惜闭上眼睛鹦鹉学舌，完全按照内田康哉要求的口吻向外界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这样的撒谎者，还可以举出《华盛顿邮报》（美国）、《日本邮报》（横滨出版，下同）、《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几曾有过一帮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恶棍能够长时间掩人耳目、欺蒙天下的事情！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虽然仅是极简短的一行文字，它却最早向世界披露了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紧接着，１１月２９日，在纽约报坛发行量最大的美国《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如果说《世界报》的这一条非战地人员采发的短消息，还未能引起世人的足够注意，那么，该报旋即于１２月１２日、１３日、１９日、２０日连续数天刊登的“战争特派员（随军记者）”克列尔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则犹如石破天惊，顷刻在欧美，在南亚，在澳洲，在整个文明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而《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英国）的跟进报道，又推波助澜，令影响越发扩大。全球报刊竞相转载克列尔曼及其同行的系列文章，或配发本报社论，或刊出读者议评———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

陆奥宗光频频接到四面八方的国外告急，不禁惊惶失措。他担忧事态的继续严重，将导致“欧美各国舆论与日本国舆论之间的冲突”，成为日后“（日本）外交上的障碍”。因之，陆奥电催首相伊藤博文尽速考虑“善后措施”。在伊藤的授意下，日本当局于当年１２月中下旬，两次（以外务省名义）对外界发布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一个所谓“书面声明（共七项）”，诡称“外国新闻特派员、特别是《世界报》通讯员的报告夸大其词，为引起轰动效应，进行了高度修饰”；而日军在旅顺“自始至终遵守军规，优待俘虏”，那些被杀人员，“大部分”不过是“脱去军装，换了平民服，装扮成当地居民的中国士兵”云云。可惜这个“声明”尽管发表之前做尽手脚，反复修改多次，却最终还是露出了大破绽。其不打自招地承认：“在旅顺流的血，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或许无条件流了许多不必要流的血，这一点勿庸置疑。”故而，《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份《日本自白》的时候，特意用大号字体加上了一个鲜醒的标注：“（它）证实了克列尔曼关于旅顺屠杀的报道”。

可是，克列尔曼在日本的“随军记者”的境遇，则日益恶劣。甲午战争前夕，他受《世界报》委派，驻日进行战事跟踪采访。旅顺事件曝光后，他和几位发稿的同行明显地感觉到了周围日人的敌视目光。当地报纸公开吁请日本政府“严格管束外国随军记者”，扬言“对给我方带来麻烦的（外国记者），应断绝其关系，从吾军驱逐”。官方固然因为克列尔曼们的身份，“既不能逮捕也不能拘留”，但亦迅即作出决定，今后大本营“不再准许任何国内外记者随军”。克列尔曼在横滨被孤立了，再也无人约其采访而纷纷与之“划清界线”，他只能“经常独自一人在外国人居住地的一角徘徊”，“每日战战兢兢”。从１８９５年１月起，东京等地的数十家报刊在当局唆使下，对克氏发动了铺天盖地的点名谴责，诬指他妄言、伪报，谩骂他可恶、无礼，这种不断升级的围攻一直延续到３月上旬。克列尔曼的人身安全也渐渐受到威胁，他不得不赶紧设法搞到船票，避离了那个危险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当时那众报狺狺的一派詈骂声中，日本有一家《国民新闻》报，“其文章的写法仍与其他各报不同”。它的社长苏峰德富猪一郎多年以后在自传里回忆道，甲午战争时期，“随军记者的人数与其他各报社相比，任何报社都没有我报社派出的人多”。大概因为从本报战地记者那儿获知了确情，《国民新闻》在彼际采取的态度是，“旅顺发生的事件，其真相业已大白于世，现在不必要再对外国报刊的报道进行辩解和责难”。如此秉守事实的执业立场和敢于同谎言分道扬镳的勇气，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格外令人钦佩。

恐怕是伊藤、陆奥之流当年绝不曾想到的，他们那样心机费尽地捣鼓内、外两手，原本以为这样能够敛痕匿迹，对世人、对国民长久掩盖“旅顺大屠杀”的恶行，可偏偏那些个昔时被军国主义驱使的日军士兵，包括直接参与了旅顺事件的第二军第一师团人员，其“大多数”战后回国便“一阵风似的，都写下了中日甲午战争亲身体验的不平常的经历”。岁月流逝，这些由亲历者、目击人以“真情实感”写就的“手记”，并没有全化作飞土烟尘，内中颇多被保存了下来；尚有不少军营书信、日志等等，也幸得留世。这一切，无疑皆成了今天井上晴树先生在本土搜访、求索中最可珍视的史料之一。在那一册册作者不一、名目各异的《征清记》、《从军记》或《行军记》里，凡有叙及“旅顺大屠杀”的，所使用的字眼出现频率最高的，无一不是触目惊心的“射杀”、“击毙”、“砍倒”、“刺死”，以及“尸积成山”、“死尸累累”、“血流成河”、“腥气冲天”……那些灭绝人性的杀戮场面，惨绝人寰的屠后景象，就如某个日本士兵自己坦白的：要把它们“再现到纸上，需要文才横溢之士，观察数日，执笔数周，每天写上几个篇幅，恐怕写上一个月，也写不完”！并且，从这些“手记”和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年端起枪支、举着砍刀参与屠杀中国人的，不光是日本军士，还有相当数量的日籍随军记者、随军国会议员，乃至担卒、车夫、喂马的！这班非“作战序列”的家伙得知第二军占领旅顺的消息后，立即赶赴市街，“手持火把、日本刀、手枪”，夹杂在士兵之中一起行动，“把市街上看到的任何中国人，都当作好猎物”———呜呼，这是一支何等凶残、狠毒的豺狼的队伍，鬼魅的队伍啊！难怪克列尔曼要在《世界报》上大声痛斥：“没有一个文明民族能够做得出我在旅顺所看到的这样的暴行！”

井上晴树奔走于本土，艰韧调查。他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奋力拨“云”破“雾”，寻找线索，终于，在发掘了大量确凿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那部日文版的约２０万字的“揭证之作”《旅顺虐杀事件》。此书乃“旅顺大屠杀”发生后１００多年间，日本的第一部“反映事件全貌的专著”。在该书的最末一章，井上还向世人详尽地揭露了这样一个史实：１８９５年年底，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日军退出辽东半岛。此前，侵略者将遍布旅顺内外的中国遇害者尸体火化后，骨灰埋葬于城郊西北之白玉山，坟前竖了一块木碑：“清国将士阵亡之墓”。是举，犹在刻意欺世，似乎那些被杀者真的不是“非战斗的旅顺和平居民”。不久，回防旅顺的中国清军宋庆部队，遵从国人悼念殉难同胞的愿望，在墓前改立起高大的石碑：万忠墓。每年清明时节，民众云聚于此，焚香洒泪，追祭那些惨遭日寇杀害的亡灵。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落幕，旅顺不幸再度沦入日手。在侵略者眼里，那座成为（当初大屠杀）证据的万忠墓，是激发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感之场所，对于他们在旅顺的殖民统治，显然“具有危险性”，因之，必欲毁坏而后快。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时分，万忠墓的石碑被盗。到了１９２２年，经旅顺华商公议会发起，募捐修葺万忠墓，人们在墓前又重新高高地树立起了第二块石碑，每逢春秋隆重祭奠。“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统治当局借口“搬迁”，企图一举平毁万忠墓，只是慑于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阴谋才未能得逞。这一番围绕着万忠墓的曲曲折折，充分说明：为了掩抹“旅顺大屠杀”，日本政府从那时以来，一以贯之，处处用心，诚何其良苦也！现在，井上晴树先生的正义“揭证”问世。尽管这部“以翔实史料周密论证的力作”（按：长期在法庭上与日本政府就教科书审定制度进行斗争的东京教育大学著名教授家永三郎的评语），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由筑摩书房出版发行后，立刻在日本新闻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并被改编成剧本公演（按：此为旅顺事件首次表现于日本舞台），还荣获了第二届日本和平·协同新闻工作者基金奖（按：属日本民间团体所设立之奖项），但是，它在本土却仍然为官方所忌讳，所冷漠。据井上先生在该书２００１年的《中文版序》里透露，由日本国会管辖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不顾《旅顺虐杀事件》（日文版）已于六年前在本土出版发行的事实，在编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１９９１—１９９５》时，依旧“将它很巧妙地删除，没有记载”。这，分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可敬的是，井上晴树坚执其志，毫不气馁。他把自己的专著邮到中国，热切地希望能够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按：已由大连出版社出版）；而且，他一边为中文版增补了自己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一边还将这些年在本土调查所收集的全部资料复印，赠送给旅顺万忠墓纪念馆等单位，以使“要研究‘旅顺大屠杀’的中国人士不必特意到日本，也能够在殉难之地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