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左)和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资料图片)

　　1894年11月24日，日军随军摄影师在旅顺北郊拍摄的日军埋尸情形。(资料图片)

    据参考消息7月9日报道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发生的日军旅顺大屠杀已过两个甲子，至今日本仍有一些人否认这一事实。对日军旅顺大屠杀的历史进行再考察，对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清屠杀者的野蛮残暴本性，激发中华儿女不忘国殇，努力实现强国强军梦，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屠杀暴行罄竹难书

　　1894年11月21日清晨开始，日军独眼将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按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部署，指挥所部全面攻击旅顺北侧要塞。日军艰难进入旅顺后，开始了对中国人惨绝人寰的屠杀。日本间谍向野坚一的日记称，早在11月19日，日军进犯到距旅顺口25公里的许家窑时，日本军官就命令士兵“见敌兵一人不留”。山地命令屠杀时还特意嘱咐“今后不许轻易对外泄露”。向野坚一后来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

　　有了尚方宝剑，日军士兵攻入旅顺口后，开始明目张胆地进行屠杀。日军从旅顺口东端的上沟杀到西端的太阳沟，挨门逐户搜查，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城里的人杀光后，又搜山杀人。

　　在日军对旅顺人民连续数日的大屠杀中，约有2万人死于日军刀枪之下。屠杀手段非常残忍，男人被枪杀、刀劈、火烧、水淹，女人则被强奸、凌辱之后杀死，儿童、老人和俘虏也不能幸免。对此，侵入旅顺的日军和随军通讯特派员多有记载。

　　《大阪每日新闻》随军特派员相岛勘次郎在《从军记》中报道：进入旅顺市内杀人“不计其数，尸体堆积如山。有的俯伏在壕沟里还在呻吟，有的则横尸街头；有的被刺刀刺死在藏身的房内；有的则手握刀剑依石阶倒下；有的半个身子悬在石阶上；有的则仰天倒下死不瞑目；有的半倚着箱柜；有的则倒卧在门槛上；有的死在后院；有的被刀劈于门前。多么悲惨的一幅全景立体画！”

　　以铁严生为笔名的日本特派员写的《征行录》中记载：“死尸狼藉满街巷，但见敌人(指平民)或五六人或十余人头挨着头倒毙成一排，若从旁经过则腥气扑鼻……吾未闻阿修罗之城，然则，如此凄惨之情状非想象所及。”

　　日军第一师团野战炮兵第一联队辎重兵小野六藏在1894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看到每家多者十多名、少则二三名‘敌尸’，有白发老爷，还有婴儿一起被打死，白发老婆婆和媳妇手拉手横躺在地，其惨况不可名状。”

　　被抓去掩埋尸体而幸免于难的鲍绍武亲眼目睹了同胞被屠杀的惨状：“我们在收尸时，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害的惨状。在上沟一家店铺里，被鬼子刺死的账房先生还伏在账桌前。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躺着一位母亲和四五个孩子的尸体，大的八九岁，小的才几个月，还在母亲怀中吃奶就被鬼子捅死了。许多人都死在自己家门口，他们都是在开门时被鬼子杀死的。死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另一幸存者苏万君说：“日本兵把抓到的许多人用绳子背手绑着，十几个人连成一串，拉到水泡子边上，用刀砍一个往水里推一个。不一会儿又牵来一群人，只见刀一闪一闪，一群人就没有了。”

　　日军灭绝人性的野蛮屠杀，把旅顺口变成了一座空城，死城，血城。

罪行暴露震惊世界

　　许多与日本友善并经日本批准随军的欧美记者和武官，对日军在旅顺的屠杀感到震惊。他们不顾风险，将目睹日军旅顺大屠杀的惨况，以各种方式向世界各国媒体进行了披露。

　　最轰动的是美国《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将亲眼目睹的旅顺大屠杀写成长篇报道，发表于1894年12月20日的《世界报》上。他写道：“日军屠杀手无寸铁、没有抵抗能力居民的活动一天天地延续着，直到街道被残缺不全的尸体阻塞为止。……日本已在世界面前丢尽了人。它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玷污、亵渎了红十字会，丧失人性和民族怜悯心。胜利和新的支配欲使他们疯狂了。”

　　英国海员詹姆斯·艾伦在滞留旅顺期间险遭日军杀害，几经辗转才侥幸逃出虎口。他在后来出版的《在龙旗下》一书中写道：“一些日军在刺刀上挑着人头，大多数日军手提灯笼，边走边晃动，颤动的灯光照在日军令人厌恶的躯体上，照在他们东方人野蛮的脸上，照亮了他们的白牙、黄脸和歪斜的双眼，这鬼火般的灯光与他们的狰狞面目很相称，他们看上去更像魔鬼而不像人。”

　　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讲述他在旅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时提到：“在后来的4天里，我没见到任何抵抗。日军摧毁了整个城市，实际上是见到男人就杀。我曾见到成群的中国战俘被反绑双手，开胸剖腹，大卸八块。许多人还被焚尸灭迹。”

　　12月1日，《泰晤士报》记者在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会面时质问：日军“杀害捆缚之俘虏或平民，特别是妇女之事，不仅为欧美各报社记者所目睹，且为各国舰队之军官、尤其英国海军中将等亦于现场所亲见”。

　　这些报道、报告，震惊了世界。一些政府和正直人士一致谴责日军之暴行。美国驻日公使谭恩会见陆奥时说：“如果此时日本政府不采取一定善后措施，迄今日本所获之名誉，必尽消失。”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拜会陆奥后，称后者关于旅顺事件的态度“冷淡、令人可怕”。

　　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为美日已达成缔结改正条约协议并即将由参议院通过而为难，特告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若日军在旅顺口屠杀中国人传闻属实，参议院的通过必将引起极大困难。”

　　陆奥感到有四面楚歌之势，急电首相伊藤博文说：“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的考虑。”

　　千方百计掩盖罪恶

　　日本一直宣扬自己是“文明”国家，可是日军对旅顺的大屠杀，完全暴露了日本的侵略残暴面目。12月15日，锅岛外务次官致陆奥外务大臣转达伊藤博文“善后对策”：“承认错误危险甚多，亦非上策，莫如置之不理或致力于辩护。”

　　首先，散布“事出有因”。日本编造了三个理由：一是金州副都统连顺处死了罪有应得的日军三名军事谍报员；二是徐邦道等在土城子击毙日步兵小队长中万德次等人，并有截肢日本俘虏之事；三是15岁以上的男子皆抵抗，民家藏有武器等。用这三条作为日军在旅顺兽性发泄并进行所谓报复、报仇的借口。

　　其次，收买新闻媒体。11月30日，驻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向陆奥索要收买新闻钱款的电报，“我已经压下了路透社由上海发来的关于我们的士兵在旅顺口犯下最野蛮暴行的电稿。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12月15日，为了使伊藤与陆奥的辩解迅速传到各国，陆奥立允负担驻日的外国记者发往本国的电报费和在《纽约时报》、《瓦尔多》等报上的刊载费。

　　再次，竭力为己辩解。为摆脱被动，日本进行有组织的辩护。12月28日，陆奥在送给各驻外使节的辩解书附件中，攻击《世界》杂志记者的报道是“来之误传而毁坏我军之名誉”，《世界报》的报道“予以极大的夸张和渲染，以便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12月16日，陆奥抛出《关于旅顺口事件善后工作之训令》称：被杀的大部分是伪装成平民的士兵，“居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一些留下来的人受命射击和反抗”。为掩盖屠杀平民罪行，竟在埋尸处立下“清国阵亡将士之墓”木桩。

　　日本政府、下令屠杀的将领以及后来别有用心的人编造了“杀人是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发行为”的“自发论”，“在旅顺屠杀居民是为了报复”的“报复论”，日军见清军肢解日军尸体后“受到很大刺激”的“刺激论”，“中国士兵随身秘密地携带武器反抗”的“自卫论”，“将混在一起的士兵和居民杀死，实属难免”的“难免论”等，目的都是否认旅顺的屠杀事件。

　　日本政府对于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承认罪恶，不处理罪犯，不整饬军纪，反而不惜血本隐瞒罪恶，视犯下罪恶的将领为英雄，予以嘉奖。如大山岩战后叙侯爵，晋升陆军元帅；山地元治授子爵，补西部都督。日本历史学家藤村道生指出：“这样一来，旅顺屠杀事件的责任问题就被搁在一边。但结果从日军的军纪来说，却产生了一个不能掩盖的污点，对残暴行为毫无罪恶感，以致后来又连续发生了这种行为。”

　　事实正是如此。旅顺大屠杀后，日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上继续烧杀抢掠。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更是制造无数屠杀中国人事件，到处是“万人坑”。1937年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就是旅顺大屠杀的翻版。

永远铭记血泪历史

　　日本一直自诩为“万世一系”，是“神造之国”、“皇道之国”，吹捧自己具有“神国心态”的日本人种有“神性、德性”等优越论；反之污蔑中国人愚钝、野蛮、落后，只配做亡国奴。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军队，把所谓“神性、德性”发挥到了极致：

　　———掠夺。“日军挨家挨户进房抢劫，……都是满载而归。”“稍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掠夺，剩下的要么毁坏，要么扔到沟里。”

　　———残忍。“日军为了抢劫那里而杀掉了厨师和两个小孩。”“日军发狂似地屠杀和鞭尸、强奸和疯狂地抢劫中国人时犯下了不堪言状的暴行。”

　　———淫暴。“日军将两个小姑娘轮奸达一个小时之久，发泄完兽欲后，又乱刀将两个小姑娘砍死。”

　　———无耻。“日军杀人、奸淫后，不以为耻，反与被害者留影。”

　　上述旅顺幸存者、日兵和日本记者、外国记者的证言，均真实地暴露出日本侵略者的本性。

　　历史不容忘却。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深切悼念旅顺被害同胞，并竖立悼念被害同胞的纪念碑。1895年11月23日，旅顺海防兵道员顾元勋等接收旅顺完毕后，首先拆除了日军掩人耳目的“清军将士阵亡之墓”木桩，修建了万忠墓，以悼念死难同胞。1896年11月，也就是死难同胞遇难2周年之际，由顾元勋主持了“万忠墓”石碑落成仪式。1905年，日本殖民当局派浪人乘夜将“万忠墓”碑盗走。1922年，旅顺华商公议会重修万忠墓。1948年旅顺民主政府第三次重修万忠墓，门额悬挂匾额“永矢不忘”，碑文明载“死难者凡二万余人”。

　　1994年，正值甲午战争旅顺同胞殉难100周年，为了祭奠约2万名骨肉同胞和教育后人，政府重修“万忠墓”，新建旅顺万忠墓纪念馆。万忠墓碑载：“我无辜同胞罹难者约两万人，老病妇孺亦未能免。……值兹百年大祭，刊石记之，以告慰英灵，并警示后人：居安思危，勿忘国耻，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万忠墓成为历史的见证，让人们永远铭记。

　　关捷大连民族学院原副院长、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东北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学术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日本史学会顾问。主编《中日关系全书》《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甲午国耻丛书》《近代中日关系丛书》《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日俄战争史料集》《旅顺大屠杀研究》等。出版《甲午中日战争·海战史·陆战史·人物传》《甲午战争与民族觉醒》《东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日俄战争灾难研究》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