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华

　　七千人大会时期，毛泽东自然是整个中国的主角，这位个性强、气质浪漫的“一把手”召开这样一次大会的动因是什么？他的自我批评又给大会带来了什么变化？

　　通常说来，1961年底，中国已经走出三年经济困难的危机。但事实上，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粮食极缺，各种物资都很不足。如何走出困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调整起来却十分费力。中央感到，不少地方存在着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为此非常着急。

　　危难当中，有人提议，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打通思想，问题或许可以解决。

　　危机时刻，毛泽东交心开大会

　　毛泽东的突出印象是：“空气比较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气不壮是外在的表现，真正深层的原因是人们的心结没有解开。这心结是什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都是热情高涨，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到头来遭遇的却是重大挫折，不少人还受了处分，不免有点灰溜溜的，甚至还有不少怨气，自然就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与精神。对“大跃进”的工作怎么看，哪些对哪些不对，错误的责任该怎么划分，中央尚未作出回答。于是，毛泽东提出要开就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这便是随后召开的有名的“七千人大会”。

　　用什么办法来打通大家的思想呢？毛泽东提出用交心的办法。这个“心”怎么交？就是把过去的工作讲清楚，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检讨。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全局观念和纪律也要讲。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办法是：通过总结经验，来统一全党思想；通过中央承担责任，来给各级干部松绑；通过向地方干部交心，来赢得地方的信赖；然后再讲全局和纪律，来达到反对分散主义的目的。

　　顺从民意，毛泽东让人讲话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邓小平为大会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的报告。不料，这个报告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却出现了“议论甚多”、“莫衷一是”的情况。很显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认识，今后的工作怎么做，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报告拿到大会上宣读，肯定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怎么办？又一个难题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

　　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推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对报告进行修改。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办法：报告既不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也不在大会上宣读，而是直接印发大会，以组(省)为单位讨论3天，先听取意见，然后再正式作报告。

　　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告发到与会者手中，果然是议论纷纷，各种意见都有。3天时间转瞬即逝，是正式宣讲报告，还是继续讨论？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思量再三，“天塌不下来”，决定延长会期，放手讨论。

　　正在此时，中央又发现一些省级干部不同意中央当前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分散主义的判断。他们的观点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按照报告的意思，不但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主要矛盾是主观主义。对此，刘少奇、邓小平甚感意外，他们迅速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立刻召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开会，商量大会该如何进行。

　　商量的结果，毛泽东提议，让大会讨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并将大会主题从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还重新成立了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不论是原则问题，还是文字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符合真理的东西都可以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于是，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到24日，对报告整整讨论了14天，一直到27日，才将反复讨论修改的报告最后定稿，并且印发大会，不再宣读。讨论修改后的报告吸收了不少与会者的意见，对“大跃进”时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总结，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提出本着有什么反什么、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来进行，使地方同志既认识到反分散主义是必要的，又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见。对人们十分关注和有争议的问题，由刘少奇在大会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会议收到很好的效果，与会者相当满意。这一段会议被周恩来称为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干部心有不满，毛泽东安抚人心

　　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讨论通过中央报告以后，几个中央常委在会上讲一讲就结束会议。但在大会讨论中央报告的时候，地、县两级干部也想结合本地实际给省委提意见。他们中的不少人心中有气，比如，在上级大搞“大跃进”时，有些人因为不愿盲从而被“插了白旗”或者定为右倾；在经济工作出现重大失误时，有些人因为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又被定性为死官僚等5种人。总之，左右都不是。即使在北京开会，有的省委书记依然十分专断，不让人讲话，致使部分人的气很是不顺。有人因此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他们对省委书记有意见，要求出气。

　　会议开始时，考虑到过去几年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所以毛泽东提出由中央承担责任，地方的同志只要求改，不做检讨。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地、县两级干部对省委心中有气，不出气，就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如何既可以使省委书记服气，又能让地、县两级干部出气？需要寻找一种很好的方法来化解这一对矛盾。毛泽东同中央常委经过研究，最后决定，还是延长会期，大家都在北京过春节，开一个“出气会”，让大家吐苦水，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懑。他提出的名言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毛泽东的这一倡议，立刻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但是，这个“出气会”怎么开，省委书记接受意见的空间有多大，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的。1月30日，他在大会上讲话，当着7000多名各级干部，首先作自我批评，强调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他。对经济工作，他说自己懂得不多，不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甚至包括彭真等等。然后再从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讲起，来批评有些第一书记不让人讲话的现象。

　　毛泽东的讲话给各级第一书记，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很大的震撼，有些省委书记因此惴惴不安。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便请各中央局书记传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实际是三点意见：一是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有多少讲多少；二是对会上讲话的人，不管正确和错误，一律不许追究；三是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能改正一律要使用。毛泽东的讲话和比喻意味深长，使省委书记们心里有了底。

　　“出气会”开了四五天，进行得很顺利。各省委、部委负责人都主动作自我批评，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使上下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七千人大会”由于中央带头作自我批评，对缺点错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又充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因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实现了大会的预期目的。大会之后，各项调整工作顺利进行，出现了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是，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对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大会的动因” ：是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年～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但后来会议日程和主题发生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宽松的民主氛围，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话题。受大会鼓舞，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及会后产生的认识上的分歧，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远因。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