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电影《党的女儿》中的情节：李玉梅准备把咸菜当党费给游击队送去，女儿小妞想吃一口，被妈妈制止了。资料图片

图为歌剧《党的女儿》剧照。该剧至今已演过600多场，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歌剧之一。资料图片

图为歌剧《党的女儿》剧照。该剧至今已演过600多场，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歌剧之一。资料图

连环画《党的女儿》封面。资料图片

电影《党的女儿》海报。资料图片

2019年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致敬”方阵中的“党的女儿”田华。新华社发

 “这是一个死里逃生又向死而生的故事，悲怆而又深刻”“小时候电视老是放，百看不厌”“蕴含了演员真实爱憎情感的影片，曾深深感染过我”……在腾讯、B站、豆瓣等视频或评分网站上，很多年轻观众用评论、弹幕等方式表达自己对电影《党的女儿》的由衷点赞。这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著名导演林农执导，林杉编剧，田华、陈戈等主演的女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1958年上映时就引起了当时观众的热烈反响。在当年“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评选”中以11152张选票名列榜首，接着又在苏联上映时取得极佳反馈。

　　在由这部电影改编的众多作品中，1991年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创排演出的歌剧《党的女儿》表现尤为突出。作品的剧本由阎肃等改编，王祖皆等作曲，首演时就大获成功。该剧获得第二届文华大奖等多个国家级艺术奖项，至今已演过600多场，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歌剧之一。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复排新制作）正式建组，并将于今年7月13日至18日与观众见面。六十多年过去了，在各种文化娱乐选择日益丰富多样的情况下，这个朴素平实的老故事为何能常演常新，打动一代又一代观众，散发出跨越时空的持久魅力？

1、从《党费》到《党的女儿》

　　《党的女儿》这个故事要从电影所改编的原著、作家王愿坚的小说《党费》说起。1953年，刚当上《解放军文艺》编辑不久的王愿坚到福建东山岛采访，无意中发现这里负责接待长征胜利后回乡探亲红军的“老区办公室”是个故事富矿，而且这样的“老区办公室”每个县都有。于是，他一待就是两个月，收获了很多含着血泪的故事。其中，卢春兰的事迹是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山上的游击队没有盐吃，村中妇女卢春兰组织各家腌咸菜，交给山上来的人带去。谁料在半路，咸菜被巡逻的敌人发现。敌人把村民们聚集在一起，以杀戮威胁他们交出组织者，卢春兰为了保护村民，毫无畏惧地站了出来，坚称是自己一人所为。

　　1954年初夏，为庆祝“七一”，《解放军文艺》要刊发一篇宣扬优秀党员故事的稿子，王愿坚立马想到把卢春兰的故事创作成小说。不过，王愿坚第一次写小说，创作过程并不顺利。这个故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王愿坚担心自己无法把其中的真挚情感表现出来，几次铺开稿纸又下不去笔。正在苦恼之时，他忽然想起一段亲身经历。1944年秋天，刚参加革命的他住在老乡张大娘家里，以“儿子”身份做掩护。一次，他们为躲避敌人扫荡藏到山上，回家时发现粮食被敌人喂了马。大伙饥肠辘辘之时，张大娘找出两个窝头给他吃，却躲进屋里给自己的女儿花生壳充饥。王愿坚很过意不去，大娘却说：“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不怕没吃的。”这一下子打开了王愿坚的思路，把亲眼所见和真情实感融进创作，演化为小说里的情节，听来的故事一下子就有了生命。

　　王愿坚很快写出了6000多字的小说。作品从用咸菜交党费的细节出发,写出了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一个处于危困中的革命者与革命的关系、一个普通党员与党的关系，从而塑造出一个基层女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王愿坚没想到，他的小说处女作成了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小说《党费》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其中就包括编剧林杉。

　　这位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原名李文德，曾目睹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是如何残忍杀害革命者与共产党员的，甚至曾因共产党员的身份身陷囹圄，出狱后又几经辗转才找到党组织，笔名“林杉”也是因狱中的囚徒号“8403”而来的。所以，小说中描述的很多场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创作道路，寻找自己的创作个性，在我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我看见我的前辈、同辈和较我年轻的一辈，为着共产主义理想，流尽了最后一点鲜血，他们的音容笑貌长期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无法忘怀、磨灭。作为幸存者的我，有责任用艺术形象把他们表现在银幕上。”

　　不过，虽然小说与林杉的自身经验相通，但要将短篇小说拓展为血肉丰满的电影长篇，还需深入生活挖掘史料。1956年，林杉前往江西瑞金采风数月，找到了红军撤走后坚持斗争的20多名幸存者并逐一采访。在这次深入调研中，林杉了解到根据地人民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并最终依据史实完成了对文本的丰富与再创作。得益于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残酷现实，林杉在创作时始终保持一份清醒。他在剧本中加入了原小说没有的反派人物、叛徒马家辉，并为影片取名为《疾风劲草》。1957年3月剧本第三稿完成后，改名为《党的女儿》。

　　这样的改编在当时引发了一些讨论，部分观众对电影反派没有被消灭的结局不太满意。对此，林杉在一次会议中说：“《党的女儿》反映的背景是红军从苏区撤退后的情形，当时苏区一片白色恐怖，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假如当时敌人很快被消灭，叛徒很快得到惩处，那革命早就成功了。”原来，在初稿中，叛徒马家辉被游击队抓住后扔到河里处死了，但在定稿时，林杉删去了这一情节。对于这一处理，林杉解释道：“好像不能大快人心，但我想说的是不要把革命写得很容易。革命的胜利，是千千万万像影片的主人公李玉梅那样的革命者用生命换来的。”与同时期同类影片相比，影片并没有过多地渲染乐观昂扬的革命浪漫主义，而更多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复现了白色恐怖时期的真实样貌，充满了崇高的悲剧气氛。林杉在调研中看到了革命低潮时期的实际困境，于是在电影中对笼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低沉阴郁的真实氛围进行了如实逼真的再现，既颂扬了共产党员在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中的凛然正气，也不回避战争年代的真实苦难。

2、从“寻党”到“党费”和“党证”

　　《党的女儿》延续了编剧林杉一贯的戏剧化叙事。“寻党”是人物行为重要的推动力。由追寻与党重新建立联系的目标牵引，电影展开了极富张力的戏剧化情节。影片开始处，玉梅被押赴刑场面临枪决，她虽侥幸死里逃生，却险些落入叛徒区委书记马家辉之手。虎口脱险之后，又受到了不明真相的战友的误解。她孤身一人向东山寻党，却由于敌人的严密搜查无法推进，在缺少指引的情况下，决心成立党小组引领群众斗争。此后好不容易与游击队重新建立联系，又因叛徒的出卖，在掩护战友的过程中被捕牺牲。“寻党”的核心动作串联起环环相扣的核心情节，以紧凑的节奏与惊险的悬疑气氛紧扣观众心弦。

　　“寻党”过程所设置的困境与悬念，使玉梅这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出身的共产党员形象真实立体。创作者在多重矛盾中塑造典型人物，深入挖掘玉梅复杂的内心世界：她经历了同志牺牲时的痛苦与仇恨，与党失联后的迷茫与焦灼，被战友误会时的苦恼，决定承担起党员领导责任时的坚毅，直到最后为党献身时大无畏的精神以及与女儿的骨肉分离之痛。“寻党”之旅合乎逻辑地展现了普通农村共产党员在斗争中磨炼成长的历程，也深入挖掘了白色恐怖氛围下地下工作者的真实内心。

　　“成立党小组”则是体现人物成长以及党性觉醒的重要脉络。影片中三个农村女性共产党员的相认是通过“找娘家（即党的组织）”的暗语而完成的。在暂时无法与党取得联系的困境中，为了继续开展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她们自发成立党小组。电影通过三次党小组会议层层递进地体现了人物党性意识的萌发、成长与觉醒。第一次党小组会议是在避难的山洞中，她们自发决定成立党小组，这是其党性自觉萌发的体现。但这一阶段的人物还略显稚嫩，此时她们还不知道成立党小组应该做些什么，因此求助于党证所印刻的党的文件。第二次党小组会议，面临村民的诉求，犹豫再三后，她们最终下定决心带领群众行动，这是其党性的成长。在前两次的党小组会议中，人物的思想行为都非常符合入党时间较短、缺乏斗争经验，政治上不太成熟的农村妇女的实际情况。第三次党小组会议是与游击队员小程建立联系之后，三个女共产党员共同筹集咸菜作为上交给游击队的党费，玉梅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小程并通过他将特殊的党费咸菜交给了游击队，其献身的举动成为其党性彻底觉醒的标志。这三次党小组会议层层递进，体现出她们党性意识的逐渐加深。党小组中的三位女性，既包括有着坚定信念却不免冒失激进的新党员秀英，也有因为家庭变故而倾向保守犹豫的惠珍，她们与李玉梅互为镜像，亦构成了中国广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缩影。

　　除了“寻党”“成立党小组”的线索，电影也有贯穿全篇的核心意象，即玉梅的“党费”和“党证”。其中，“党费”既是原著小说的名称，也是感人至深的情感凝聚物。影片开端，玉梅给丈夫王杰参军路费的银圆，又被丈夫“还”给了玉梅以留家用。在与党重新取得联系后，玉梅用银圆为游击队筹集能为战士补充盐分的咸菜。这份特殊的“党费”凝聚着农村妇女党员对党质朴而真诚的情感。为了掩护前来取咸菜的小程，李玉梅与敌人沉着周旋，并以党小组领导的身份叮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把咸菜带走，因为这是她们三人的党费。当她赶赴刑场时，小程用扁担一边挑着咸菜，一边挑着小妞上了山。“一筐咸菜交党费，一个女儿交给党”，情感至此达到最高点，也点明了影片的立场：恰恰是这些基层的普通党员，以最平凡、最实际的行动支援着革命，才铸就了革命的牢固根基。

　　除了党费之外，“党证”这一意象也贯穿全篇。不仅揭示了影片的思想内涵，表现玉梅对党的忠诚和对党员身份的认同，亦成为其不屈信念的承载物。在玉梅从容应敌前，她不忘嘱咐小程要将自己的党证交给组织。多年后小妞与父亲重聚，这一核心物件再次出现，它被包裹于红色手帕中，王杰揭开了红布，也重启了那段被尘封的革命往事，玉梅的革命精神也随着党证与党费再次显影于银幕。这升华了影片的核心主题：正是在党员身份的号召下，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才得以战胜苦难，迎接解放。

　　不只是电影，此后根据其改编的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虽然因呈现方式不同，在情节发展以及人物设置上有或多或少的增减，但以“党费”为核心意象贯穿始终成了不同创作者的共同选择。比如，歌剧版《党的女儿》中，玉梅也是在筹措党费的过程中遇到敌人，经历了惨烈斗争而牺牲的，最后其不朽的精神化作了满山盛开的杜鹃花；电视剧版《党的女儿》虽然设置了新角色，丰富了剧情，对结局也做了一定改动，但主人公玉梅还是那个始终怀揣着对党的忠诚的“党的女儿”，筹集“党费”的情节也始终推动着整个故事的发展。

3、“党的女儿”出演《党的女儿》

　　《党的女儿》是女性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展现的是新中国电影中革命女性这一新女性形象。这些革命女性，正如毛主席所言：“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们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主体，电影也实现了其构建女性主体与追求革命事业的完美结合。

　　因是发生在江西的故事，导演沙蒙本来选定南方演员出演李玉梅。但影片开拍时，导演临时从沙蒙换成了林农。那时候，田华因扮演《白毛女》中的“喜儿”一角为大众熟知。林农也十分认可田华在其中的表演，所以邀请她出演李玉梅。“我当时还有点犹豫，但读了剧本，被剧中李玉梅特色鲜明的形象打动了。我知道，我遇上了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田华回忆道。虽然这是一次“意外的机会”，田华却以杰出的表演，实现了银幕内女性革命者与银幕外新中国人民艺术家的形象气质的高度契合，成就了经典的银幕形象。

　　在田华看来，自己便是“党的女儿”。她生在河北唐县南放水村，很小就没了娘，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一到年根儿要账的人来了，她爹没钱还就出去躲债。“直到12岁当兵，我的生活才翻开了新的一页。部队像大家庭，党就像我的母亲，不只教会我本事，还在生活上照顾我，给我温暖和依靠，让我从无知的孩子成长为有理想、有追求，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女战士。可以说，是党和军队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我就是党的女儿。因此，对于党的女儿的形象，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表演，而更多是真情流露。”

　　相似的人生经历给了田华表演的有利条件。但田华是北方人，对电影故事发生地江西的生活习俗了解不多，所以心里多少有些忐忑。碰巧电影筹备期间，田华要在北京参加大型会议。她灵机一动，利用这个机会结识并采访了来自江西兴国、拥有参加苏区对敌斗争经验的刘友秀和范秀英。她们详细地为田华叙述了红军长征前后苏区的各种情形，讲到动情处，还情不自禁唱起兴国山歌来，“哥哥出门当红军，斗笠背在背中心。祝福哥哥打胜仗，消灭敌人不留情……”这一切使田华真实感受到当年白色恐怖下的斗争情景：红军为什么要转移，李玉梅她们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是怎么坚持斗争的，最后又是怎样牺牲的。田华说：“我只要一合上眼，就是刘友秀、范秀英和李玉梅这三个人的形象，也会想起我参加革命的经历，我觉得一下子抓住了李玉梅这个人物的精髓，有了非常强烈的创作冲动，很快投入到了紧张的拍摄之中。”

　　在调动自身经验和广泛学习、深入调研后，田华将充沛的激情和自然的表演有机融合，塑造了具有民族品质、有血有肉的革命女性形象，于朴实中见刚烈，于平凡中显英雄本色。著名文学家茅盾专门撰文对田华的表演表示高度赞扬：“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的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杰出的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受到田华这种认真严谨的艺术精神感召，后来者在创作过程中也全情投入。京剧版玉梅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王蓉蓉为准确捕捉人物的内在气质形象，反复看电影版和歌剧版的视频，揣摩研究。看到她如此认真，著名剧作家阎肃受到感动，亲自为她设计修改唱段。在国家大剧院版歌剧中饰演玉梅的歌唱家雷佳也表示，随着科技的进步，实现艺术的手段也在进步，作品更多的创新会在舞台上。对于歌剧演员来说，我们希望能稳稳地从前辈手中接过经典，再稳稳地传承下去。

　　从小说《党费》到电影《党的女儿》，再到歌剧、京剧等多个版本，一直到今天国家大剧院的改编排演，这个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艺术形式得到书写，让人们看到了民族精神面貌在传承中不断前行衍变的发展轨迹。“党的女儿”这一革命女性形象所传达出的伟大精神一次又一次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一位观众。站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回望《党的女儿》，它向我们发出历史的昭告：百年征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作者：饶曙光，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