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办博物馆，就该在中国产生。能干成今天的事情，不是我个人能干，是应运而生，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把这件事办成了

　　我们一定要让全世界的博物馆人为之震撼。作为“大馆奴”，我大胆设想，要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发展之路，不仅要走通，而且要做到最好，建川博物馆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里的博物馆排头兵

　　樊建川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馆奴”。

　　我出生于1957年。1967年我10岁，已经懂事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说：“樊建川，你好好成长，努力干，你这辈子有可能建一个博物馆。”我一定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又过了10年，1977年我20岁。如果有人跟我说：“樊建川，你好好干，也许在有生之年能建一个博物馆。”我仍然会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30岁的时候，就到了1987年，我刚从部队转业。如果有人告诉我：“樊建川，你努力干，你不是喜欢收藏吗？这辈子有可能建个博物馆。”我还是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1997年我40岁，如果有人说：“樊建川，你收藏这么多东西，建博物馆有可能了，建一个吧。”我动心了。1999年，我向政府申请，创办建川博物馆。

　　为什么在我10岁、20岁、30岁时，如果有人跟我说建博物馆，我会觉得是在骗我、安慰我、讽刺我、打击我、笑话我？为什么40岁时突然觉得可以了？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给了“窗口”。果然到42岁，1999年9月9日，我拿到了建川博物馆的批文。

想建博物馆的地产商

　　我一直很醉心收藏，感觉是为收藏而生的一个人。我6岁时把幼儿园成绩单收藏起来，觉得很骄傲、很幸福，因为同学们都没有这个想法。我从小学到初高中的证书、照片，一整套，包括从高中开始每天写的日记，都保存了。后来开始收藏传单、小报，也捡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语录。

　　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但建博物馆，选择馆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的第一个想法，大多数人想都想不到，就是在售楼部建一个博物馆，六百到八百平方米差不多了。

　　然而我静下心来，突然有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想法，一次性建30个馆，而且要500亩地。晚上想到这个事，自己把自己吓一跳，一下就坐起来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很多朋友，他们全都笑话我：“樊建川你怎么可能建30个馆，你把售楼部改一个馆就可以了嘛。”

　　现在想起来，幸好没有只建一个馆。

　　2000年第一次在老的四川省博物馆，花了20万元租展厅，办了个免费的抗战临展。没有讲解员，我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调派人手，搞现场接待。尽管这样，这个展览仍然大获成功，看的人特别多，留言鼓励也很多。

　　我记得很多老八路、老川军在展厅里看哭了，拄着拐杖痛哭流涕，久久不愿离去。一位川军老兵，开展一个月内，至少来了4次，看得热泪盈眶。还有人当场给我们捐文物，其中一位老人叫李幼霞，让家人抬来一个梳妆台，梳妆台上有日军飞机轰炸成都的弹痕。她告诉我，那一次“成都大轰炸”，她家死了3个人，最惨的是她14岁的小姐姐，一条腿被炸没了。父亲赶紧把女儿送医院，到医院一看哀鸿遍野。排队等手术时，小姐姐因为失血过多去世了。她爸爸哭着说：“我女儿才十几岁，她不是还要投胎吗，肢体残缺怎么投胎？”医生就说，房间里有很多截下来的腿，选一个白一点的、年轻姑娘的腿给她缝上去吧。她爸真找了一条腿，把它洗干净缝了上去。

　　这样的文物捐给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说拿过来还有运费呢，就给了老人200元钱。后来老人又来了，说：“樊馆长，我糊涂啊！这个梳妆台背后是我家3条人命，怎么能收你的钱。”说完就把200元钱退给我了，还把这件文物背后的来龙去脉写了几页文字给我。这次展览的成功给了我很大鼓舞。

　　四川省博物馆的人说，你这些抗战文物比省博的还好。我很高兴，但是放在全国，我还是没信心。

　　没想到开展时，来了一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副馆长，他说：“你这文物很精彩，很有特色，我们军博也没这么多抗战文物。到北京来展出吧。”他回京后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了。2001年，我带了400多件文物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

　　又是大获成功，展期一个月，天天人山人海。国家文物局有人来看了以后说：“没想到一个民间收藏，东西这么漂亮，这么精彩。”当时展出了我收藏的《飞虎图》，还有通过拍卖买到的丰子恺《胜利之夜》，以及其他很多文物。估计他有点疑虑，问我：“东西是不是真的？我把专家们请来给你看一看。”我永远记得，专家们当场鉴定评出13件国家一级文物。

　　当时真把我吓到了，感觉不可思议。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都没有13件一级文物。我一个边远地方来的私人收藏家，还不是“倾巢出动”，就被评了13件一级文物，当时信心倍增，有了个大想法：建30个博物馆。

　　我一直很钦佩自己20年前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当时我再敢想一点，拿1000亩地建100个馆，肯定又不一样了。

　　但当时不敢想，我知道我的胆量到顶就是建30个博物馆。在当时这个思路也是惊天动地的了，今天拿500亩地建博物馆没什么稀奇，但当年这在全中国是没有的，不敢想象的。

　　然后我就开始在全国找地。在北京、上海、重庆都失败了，最后我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找到了地，最后拿到500亩地建博物馆。后来又在重庆建了新馆，今年即将要在全国建成第54个了。现在广东又签了100多个分馆，南昌可能还要建分馆，总共已经有一百六七十个馆了，将来有可能达到200个馆，我想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

　　去年底，建川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我想首要因素是规模大。藏品数量约有800万件，其中有4790件是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确定的级别文物，一级文物上千件。四川加上重庆分馆，在2019年总的游客量达360万人次。展厅面积近7万平方米。目前四川建川博物馆全部看完需要3天，重庆建川博物馆需要1天。从博物馆的规模和内容来讲，大多数观众会觉得，原来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好玩的地方。

为谁当“奴隶”

　　我觉得“馆奴”这个定义特别好，是个“打工人”。“馆奴”是给谁当“奴隶”呢？

　　第一，为历史文物当“奴隶”。为什么收集这么多藏品？一件物品，就是一个像素。一千万件物品，就是一千万个像素。

　　几百万件票证、100吨老报纸、100吨旧文字档案、几吨毛主席像章、100多万封家书、几万本日记、几百万张黑白照片……这就是像素，历史的像素。我觉得为文物当“奴隶”的目的是增加历史的像素，让历史由模糊变得清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民族的文化传承增加像素。

　　第二，为历史人物当“奴隶”。挖掘历史上豪杰、壮士、英雄们的故事，传承民族精神。比如烈士梁伯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但是我们把梁伯隆的家书找出来了。梁伯隆宁死不愿当刘湘的教育厅厅长。家书里提到他上刑场穿西装，铺红地毯，临刑前演讲了一个小时。还有很多失踪八路军的家书、牺牲烈士的花名册……这些人物有的被历史埋没了、隐藏了，但我希望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第三，为观众当“奴隶”。让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干巴巴的、抽象的历史，而是有血有肉、用不同语言讲述的历史。观众能看到援华美军馆的文物，看到他们用英文讲话；看到川军馆的文物，他们是在用四川方言讲话……

　　正在建设的农民工博物馆，收集了很多重庆农民工用的“棒棒”。向观众传递一种形象的时代历程：很多农民工含辛茹苦用自己的肩膀，不仅把孩子送进大学，也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博物馆应成为必需品

　　在北京评了13件一级文物后，我有了信心，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我是一个企业家，我会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想问题。博物馆在社会意义上是个“巨人”，但在经济上是个“侏儒”，不能养活自己。

　　我当时对自己说，樊建川，你下决心“生出”30个经济上的“侏儒”，它们怎么活下去？你不能不负责任。

　　我想，一定要让博物馆和旅游合作，把博物馆做成文旅项目。实际做的时候，周围全是反对的声音，没有一个人支持。但我还是比较坚持，“馆奴”的坚持，就是犟。

　　他们说，谁会掏钱看博物馆？20年前，是没人掏钱看博物馆。以前出门旅游，看山、看水、看庙、看海滩、逛游乐园，谁把博物馆当作旅游项目？

　　我是学经济的，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哪怕一年只增长一个百分点，中国每年要多出多少人对博物馆感兴趣？

　　幸而言中，博物馆正逐渐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必需品，这种生活方式越来越被大家接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中国人一辈子没跟博物馆打过交道。现在哪个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进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

　　人格要健全，就得知道过去和未来。人吃饱穿暖以后，需要知道前世今生，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为社会做什么，社会为我做什么？我们应该还原历史上的什么东西，应该吸取历史上的什么经验、什么教训？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看美术馆、展览馆、陈列馆，现在不是已经作为旅游项目了吗？再过20年，我相信80%以上的中国人，会把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作为广受认可的旅游目的地。博物馆变得和森林、大海、游乐场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作为一个“馆奴”，我相信博物馆会成为生活必需品，但不是奢侈品。像四川建川博物馆，成人参观，每馆不到2元钱，孩子不到1元钱。2005年开馆时，票价60元，过了16年仍然是60元。当时四川建川博物馆7个馆，现在仅安仁镇就有32个馆，即将在当地建成第33个馆，增加了很大的投入。但我一直保持低票价，提供平价的文化旅游消费。靠什么？靠人流量的增加，靠中国人对博物馆的热情。

“馆奴”前面加个“大”字

　　2005年四川建川博物馆第一批7个场馆开馆，我开始有点陶醉了，但思路又在前进。记得在某一个既有领导也有专家的场合，我说要建一个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上就有人打击我。但我坚信能建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我的自信来自我的文物，来自我对题材的选择，对服务的提升等。

　　现在“馆奴”又膨胀了，我要建世界最好的，世界第一方阵的博物馆。什么是世界最好的？规模达到世界前列。所谓世界前列，我认为就是前十名，藏品数量、馆舍、管理水平、游客数量、游客美誉度统统达到第一方阵。目前规模达到前十名已指日可待了。2019年成渝两馆游客总量达到360多万人次，广州100个分馆、南昌18个分馆如果都建好，我相信今后每年游客量可达1000万人次。

　　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办博物馆，就该在中国产生。能干成今天的事情，不是我个人能干，是应运而生，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把这件事办成了。

　　我今年还要建研究院，研究也要做到第一，文物修复也要做到第一。甚至今后我还想拿考古资质，不去争取什么历史时期考古，我要申请革命文物考古、抗战战场考古、三线建设考古。

　　总结起来，我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在“馆奴”前面加个“大”字，“大馆奴”。

疫情期间逆势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建川博物馆已经连续4年保持每年30%的盈利增长。遇到疫情，一般企业是保现金流，找个避风港躲起来，然后再求发展。去年1月23日，建川博物馆闭馆了。我想了两天，突然想到这是个机会，要化危为机，我想逆势投入，大兴土木，加快建设，提升服务。

　　疫情期间我做了四件事。第一，利用人少的阶段，对7个馆进行了闭馆升级。第二，完善服务配套设施。重新装修馆内民宿、餐厅，重新打造水景，重新打造公园式的博物馆景观，扩建停车场，扩大文创商店面积。第三，坚持建设新馆，包括成都新建一个展厅面积为15000平方米的综合大馆，重庆的驱逐舰海军博物馆、农民工博物馆。第四，没有劝退一个员工，没让一个员工下岗轮岗，没有降薪扣钱，后来我们拿到了成都市稳岗就业的先进单位奖状。

　　总的来说，去年疫情期间，我们没有逃避，没有畏缩，反而逆势狂奔，推石上山。总投入大概有3个亿，还新增了1.3亿元的贷款，从来没这么投过。因为我相信2021年一定会比2020年好很多，到了2022年一定能够恢复常态。

　　新馆从挖第一锹土到对外开放，只花了10个月时间。修房子，写大纲，排版，画面，展陈，要精选文物，要装空调、卫生间、消防、电子监控……有上百道工序，土建还有几十道工序。这在我们建馆史上创造了安仁速度、成都速度。

　　我们一定要让全世界的博物馆人为之震撼。作为“大馆奴”，我大胆设想，要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发展之路，不仅要走通，而且要做到最好，建川博物馆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里的博物馆排头兵。

　　（整理：童芳；参与采写：周鲁青；供图：建川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