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给重庆带来巨变—— 

从计划单列市到中央直辖市，从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大城市到“成渝经济圈”，几十载沧海桑田，而今GDP已逾2.5万亿元的重庆，“成渝一体化”正加速兑现。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为配合这次改革，中央对重庆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单列，在不改变省辖市行政关系的条件下，给重庆以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限。

“这是改革开放中，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目的是为全国城市及工业改革探路。”重庆市委原书记廖伯康感慨，重庆由于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有幸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减少了经济内部的部门分割、城乡分割、军民分割，使重庆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与经济体制极不相称的状况有所改善。

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被提上日程。

1983年至1987年综合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进行“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改革外贸体制，打通长江通道，发挥重庆内河外贸港口作用；以城市为中心合理组织商品流通，进一步搞活经济。

“这一重要决策，凸显了重庆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格局中的战略位置，也对重庆此后的改革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时任重庆计委副主任的马述林回忆道，“改，确实有很多困难，但是有光明的前景；不改，困难就更大，而且没有出路。”

从1983年之前没有直接出口权，到2020年外贸站上6500亿元台阶；从兴于水、困于山，到打破交通“先天不足”制约，构建“四通八达”的水铁空物流大通道；从产业单一的“汽摩之都”，到全球25%的笔记本电脑“重庆造”……不沿边、不靠海的重庆，将开放之路越走越宽。

改革试点迸发出巨大活力

“重庆是老工商业城市，过去由于经济体制不合理，城市生产力被束缚、被分割，经济效益很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亿元多一点，除了上缴和必要开支外，市政府一年的机动财力只有几百万元。”马述林说，把城市生产力解放出来，摆脱穷困的处境，成为重庆人民多年的期盼。

重庆搞改革试点，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存在着很多的限制因素和困难。为了把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优势都发挥出来，重庆采取了市管县，以城市带动农村的方式。1983年农副产品的上市量增加17%，成交额增加14.7%。

通过企业联合改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益。当时，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同市内和邻县的14家工厂企业，以及成都、贵阳、昆明的3个手表厂联合经营，不仅使重庆钟表公司在3年时间里把山城牌手表的年生产能力从50万只提高到140万只，还使原来只能生产零配件的成都、贵阳、昆明的3个手表厂很快生产出“蓉城”牌、“筑城”牌、“春城”牌手表。

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路子，重庆嘉陵厂同市内外110个企业联合，利用既有的设备和能力，只花了不到1000万元的投资，3年时间就形成了年产15万到20万辆嘉陵摩托车的生产能力。

马述林认为，重庆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不仅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还为重庆直辖市的成立创造了条件。由于综合改革试点中，重庆全面计划单列，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等配套措施，人们形象地把重庆这次改革称之为“经济直辖”。

站在内陆开放前沿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下“快进键”，川渝两地人民在各方面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成渝一体化”正加速兑现。

在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重庆市去年召开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会，将原有主城9区扩容为21个区，并分为“两江四岸”核心区、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先行区、重要战略支点城市和桥头堡城市。

来自重庆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重庆主城都市区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万亿元，在重庆经济总量中占77%。作为重庆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的重要载体，主城都市区2020年整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2.8%，而主城新区则同比增长5.7%。

记者从重庆市招商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今年1月~3月，全市已合同引资4231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加1892亿元。预计全年合同引资1.6万亿元，带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其中工业占比45%以上。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重庆，在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脱贫攻坚战中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18个贫困区县全部脱贫摘帽，1919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动态识别的190.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020年，得益于对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重庆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成为全国首个启动实施的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率先在全国推动出台新基建重大项目建设3年行动方案，动态储备4296亿元新基建项目……

如今的重庆，虽处内陆腹心，却已站在改革开放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