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八年内让近一亿贫困人口脱贫，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这个事只有共产党能够干成。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八年的脱贫攻坚充分彰显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制度优势。

作者：本刊记者 赵义

多年以后，当我们再回头看2020年的中国，会想起什么？一件事肯定是新冠疫情，另一件事则当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曾经说自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话读来让人动容，是在2015年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因为心里还有些不托底……不能到了时候我们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下。如果是那样，必然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的满意度和国际社会对全面小康社会的认可度，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的高度自觉。共产党是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政党。西式民主的政党轮流执政下，一个执政党可以很自私地把某个社会问题往后推，但共产党不能这么干。解决不了几千万人的贫困问题就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共产党就会受到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的质疑。

有这种高度自觉，更要有办法。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简而言之，这是因为到了这个阶段，长期积累下的贫困问题多、根子深。

2020年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回忆自己来到贫困地区视察时的心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每年都到贫困地区考察调研，前几年去，沿途山路颠颠簸簸，进了村坑坑洼洼，晴天尘土满鞋，雨天道路泥泞，贫困户房子破破烂烂、有的家徒四壁，一些贫困群众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不少孩子没有上学或中途辍学，很多人生病基本靠扛，看了心里确实很沉重。”

脱贫现行标准是指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生活水平在2300元以下（2010年不变价）。2012年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是9899万，接近一个亿。要在2020年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部脱贫，每年要脱贫约1000万人，每月脱贫要达到近100万人，每分钟脱贫约20人。其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是脱贫攻坚的短板。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三区三州”又是“短板中的短板”，是需要下更大力气的一个主战场。“三区”，指西藏，新疆南疆的和田、阿克苏、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州，以及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三州”，则是指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和云南怒江州。有一句如此形容“三区三州”的特点：“有天无地，有山无田，有人无路”。

能在八年内让近一亿贫困人口脱贫，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这个事只有共产党能够干成。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八年的脱贫攻坚充分彰显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制度优势。

管理体制

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让这近一亿人口脱贫，非举全党全国之力不可。举全党全国之力进行扶贫攻坚，资源要素广泛集聚，各方资金大量投入，这就需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首先是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中央统筹、省市负责、市县抓落实。中央抓好统筹，做好政策制定、项目规划、资金筹备、考核评价、总体运筹等工作。省级负起总责，做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等工作。市（地）县抓好落实，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

2015年11月，中央贫困开发工作会议明确，到2020年，要“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年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2个省区市的书记和省长在脱贫攻坚责任书上签字。这是给党中央立的军令状，也是对各省区市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考核的依据。除了省级党政一把手，还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军令状人们都熟悉，军中无戏言，立了军令状，白纸黑字，那是要兑现的。考核不过关，那可是要追责的。这就保证了相关省份的党政一把手会把脱贫攻坚当作“头等大事”。

中共中央集中领导、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熟悉中国政治体制的人都清楚，这会调动起惊人的能量。

过去8年，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到24个贫困村考察调研。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总书记最关注和倾注心力最多的工作之一。对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整套谋划和部署。2013年11月3日，他在湖南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2016年7月20日，他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2017年6月23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2019年4月16日，他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跨省区座谈会。2020年9月18日，他在湖南提出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深入研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每一次脱贫攻坚专题会议之前，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先到贫困地区调研，实地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每次会议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同时也提出面上的工作要求。在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最高领导人通过多次亲自主持跨省区座谈会，针对不同的突出问题进行工作部署，可以说是为脱贫攻坚如期达成目标提供了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干部文化”。一方面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一省范围内等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进行干部安排，另一方面是强调干部不是官老爷，是要和老百姓干在一起，为老百姓办事的。无论是搞革命、搞建设，共产党打开工作新局面的一大特色是输送好干部。

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深度贫困不仅仅是说老百姓吃穿都成问题，而且也是说那里失去了一个坚强的组织。据2017年的统计，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居住着60%的贫困人口，这些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村两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强，四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村无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

把一盘散沙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是共产党的独家本领。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就能干大事。脱贫攻坚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的超过90万。从一些典型案例就可以发现，选派的这些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因为来自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能够更好更快地推动项目和政策等的落地。比如你在发展光伏发电站的贫困村，可能就会看到来自工信部门的干部的身影；你在协调贷款帮助农民发展特色产业的贫困村，可能就会看到来自农信社系统的干部的身影。

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就专门提到：我时常牵挂着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同志们，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工作很投入、很给力，一定要保重身体。 

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根本路径。2018年，第7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决议，把中国倡导的“精准扶贫”理念与实践写入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表示，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自上而下层层压责任，能够以最快速度调动资源。同时，也可能会出现形式主义。像脱贫攻坚这种举全党全国之力进行、又有明确时间排期的大战役，特别容易出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是脱贫攻坚的大敌。形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不愿意去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分类施策，而是一刀切，因为这样简单快捷；一种是搞简单的数字脱贫，满足于单一的以收入来衡量的脱贫结果，不愿意花大力气去培育内生动力，甚至搞虚假脱贫。

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所有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中西部22个向中央签了脱贫攻坚责任书的省份一直开到县级。此时，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但剩余的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骨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屡禁不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仍有发生，个别地区“一发了之”“一股了之”“一分了之”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搞形式主义，有主动为之的，也有被动为之。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时指出，脱贫攻坚工作要实打实干，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材料反映，一些地方为了做到精准识贫、精准扶贫，搞了一大堆表格要下面填写。一些基层干部忙于填写各类表格，加班加点，甚至没有时间进村入户调研办实事。

整个脱贫攻坚，我们实际上是既要和贫困作斗争，又要和一些地方的作秀、数字游戏作斗争，不断精简和优化考核督查工作，让基层干部能够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解难题、求实效、办实事上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非常鲜明，就是要坚决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为党中央适时宣布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数据支撑，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在扶贫攻坚中注意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反对各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是中国精准脱贫方略的重要经验。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党中央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坚持“五个一批”：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在过去5年，中国已经有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贫困。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针对的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极贫群体。据最新数据，中央和地方投入近万亿资金，5年已建成安置房266万多套。这种搬迁规模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其中，“苦瘠甲天下”的宁夏南部山区，脱贫攻坚以来陆续将百万移民搬出了大山。

大规模异地搬迁移民不是“一搬了之”这么简单，实际上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工程。这种移民不是在市场无形之手作用下自发出现的，而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在新生地安居乐业是检验易地扶贫搬迁最终效果的关键。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视察时指出，要完善移民搬迁扶持政策，重点解决产业、就业、社会融入3件事情，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涌现出各有特色的脱贫模式。这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最生动的体现。比如扶贫车间的方式就是把企业流水线和生产车间建在农村，送岗上门、就近就业，农民在家门口就变成了产业工人，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弘德村说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虽然收入不比进城务工高，但省去了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还能照顾家庭，一举多得。”

共产党既讲四个服从，又讲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新型举国体制办大事和各具特色的扶贫模式相得益彰，这正是中国治理体系活力的体现。既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又能激发出创新创造的积极性，这正是理解中国制度优势的一大密码。

2020年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描述自己看到贫困地区巨大变化的心情：“这几年，再去一些贫困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道路平坦通畅，新房子一片连着一片，贫困群众吃穿不成问题，看到群众脸上洋溢着真诚淳朴的笑容，我心里非常高兴。” 

东西部扶贫协作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在中国已经搞了20多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举措。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过：“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省级层面结对帮扶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传统方式。2016年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要求东部经济发达的市、区（县）结对帮扶西部贫困市（州）、区（县），把结对帮扶对象精准下沉到市县层级。来自帮扶单位的干部来到贫困地区，为脱贫攻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是普遍现象。各个国家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像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对自然灾害的应急中也发展出了州际应急管理互助体系，联邦政府层面也有各部门官员自愿参与应急救援的志愿者机制。但像中国这样，先富地区大规模、长时间对口支援落后地区的办法，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够做到。

扶贫协作不仅是要看给了多少钱、派了多少人、给了多少支持，这更是观念互通、思路互动、技术互学、作风互鉴的过程。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也是市场经济观念、更加现代化的治理观念等的扩散过程。通过互派干部等做法，东部地区先进的理念、经验等被传播到西部贫困地区。

协作也不局限于脱贫，东西部产业合作、优势互补被当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课题，鼓励大胆探索。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九成以上是通过产业扶贫实现脱贫的，但总体上还是处在探索起步阶段。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据2020年年初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

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大东西部产业协作，通过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市场化的合作，壮大贫困地区产业，为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逐步致富提供坚实基础。

总体来说，通过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实践，中国建立起了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包括加强党对脱贫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的工作体系，上下联动、统一协作的政策体系，保障资金、强化人力的投入体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广泛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这套制度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揭示了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成大事的基本逻辑。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党中央明确提出，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总的目的就是要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中央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结合实际先做起来，为面上积累经验。

在告别存在了千百年的绝对贫困之后，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篇章正在徐徐展开。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这事只有共产党能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