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8日，天安门两侧摆满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前一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  贺延光/摄

    在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走上天安门广场，是一种冒险行为。

　　但4月3日，还是约100万人走上天安门广场，4月4日清明节，这一人数大概超过了200万人。

　　成群的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戴着黑纱、抬着花圈悼念约3个月前去世的周恩来总理。悼念诗文开始张贴，反对“四人帮”的演说也多了起来，还有人在广场上的松树枝挂上小瓶子，意为“小平”。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韦君宜后来回忆那期间的天安门广场，“有无数的诗，无数抄诗的人”。

　　这一以悼念为主的活动当时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先后300余人被拘押。直到两年后的11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中国发布：“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第二天，这则只有239字的消息被国内许多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被称为中国开始拨乱反正进程的标志。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这次天安门事件“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冒险

　　很难描绘亲历者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几天的心情。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党员韦君宜好像又回到同学中间和大家挽着臂前进，“按自己的意思大喊口号”。她往人群中挤，“只有顾虑怕碰见本单位的人”。

　　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在那几天则“处在一种很特别的兴奋中”。虽然他所在的研究室因受邓小平直接领导，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漩涡中，但他知道，“中国的形势，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年清明节前后，于光远在机关不露声色，每天上下班途中，他总嘱咐司机，开车先绕纪念碑一圈，还连续两晚前往天安门广场。4月5日那天，他的车被堵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经历还让他后怕，“那时，只要有人把我的汽车牌号抄下来，就可以给我戴上‘指挥天安门暴行’的罪名”。后来他听说，当时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也是在那天坐车经过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时，在金水桥边被人抄下车牌号，受到审查。

　　用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的话来说，那时候对“四人帮”的说法不多，敢说“四人帮”的多数是工人，“他们可能因为胆子比较大，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偷偷摸摸的”。

　　胆子大的青年里，就有后来被捕的贺延光。1976年清明节前夕，25岁的贺延光率先带领北京崇文区化纤厂80多名青年工人到广场向周总理献花圈，矛头指向江青。1976年5月，他和本厂另外两名同事被捕，几番审讯后被关押进北京半步桥监狱。

　　当时23岁的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通信工王海力也带着自己写的血书走上广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人流似海、花圈如山”“显得太小了”。他在血书里写下“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并在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并署名“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

　　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因出差留在北京的武汉青年于斌在现场看到，“聚集的有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也有解放军战士”，花圈也越来越多，“有的很大，几个人抬着，有的很小，一个人端在胸前”。

　　那些送来大花圈的人里，有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与家属，有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近千名知识分子、干部和职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的吴德后来在口述文章中写到，在4月4日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汇报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送来的花圈里，最大直径有6米。

“我们都应该来”

　　一位女青年曾在回忆文章里记下4月4日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的景象：“正阳门和纪念碑的松树林里，挂起了一长排用大字报那样大小的纸书写的诗文……由彩旗往北，每隔几米就是一长排花圈，一直摆到天安门前高大的旗杆下面。”

　　大量的诗文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松柏林、灯柱、华表上。一个青年工人贴出的一首五言诗，被广为传抄，其中一句“我哭豺狼笑”成为不少亲历者回忆天安门诗抄的经典。全诗之后还被张春桥等人拼凑成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证据。

　　在一束鲜花下面，一首署名“一家老小”写的《花下诗》直言对总理的怀念。韦君宜也在看诗，她拼命在人群中挤，忘记自己“已是年近六十的老太太”。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党员教师白新桂，每天独自清早出发，晚上回家，并抄下他认为最好的诗词，分次寄给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在特殊的混乱时期里，当时的人们太需要有个契机，表达积攒已久的复杂情感。当时是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关相生从电视上看到了天安门的悼念活动，他后来在口述文章里说：“总理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走了，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要走向何方，很迷茫……老百姓心里很苦啊。”

　　迷茫、忧虑、义愤，复杂的情绪笼罩着当时的人们。于斌在给高中同学的信中追问：“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我们就这样过一辈子吗？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却在原地踏步，以后该怎么办呢？”

　　与他通信的同学已下放农场，也向他倾诉：“心情怎么也愉快不起来，整天除了劳动还是劳动，面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我这里没有书，你看有什么书，给我寄两本来，也可以消磨一点时间。”

　　可以说，这些苦闷的心声都以一定形式表现在诗文里。韦君宜后来回忆，在往松树上拴小百花时，她与单位的一位造反派头头“狭路相逢”。这个在“文革”初期曾骂过她的人之后也被军宣队“揪”了，但对方点了点头，说“您也来了”，韦君宜一看，他胸前也有朵小白花，她点点头答：“我们都应该来。”

　　当时去过现场的英国大使馆官员罗杰·加塞德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情感。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

人民的意志

　　天安门事件当时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当王海力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时，花圈被搬空，松树墙上成千上万朵白花也被冲洗净尽，还抓走了一些守卫花圈的群众。

　　但涌向广场的人数仍在增加。王海力后来在自述文章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想法：“镇压吧，你们抓走一个人，还有千百万；你们窃去一个花圈，人民再做千万个！人民对总理的怀念，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

　　在这场被亲历者称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以青年为主的上万群众明知风险，却毅然前往。在国家继续遭受动乱与浩劫的危难时刻，展现出普通人的力量与勇敢。

　　王海力记得，他在朗诵血书时收到了来自工人、战士、共青团员和学生的纸条，上面写着：“我愿做你的革命战友，与你同生死共奋斗！”

　　后来的历史证明，来自人民的声音和意志不可阻挡。于光远在回忆文章中说，天安门事件后，对邓小平的攻击加了码，但是我总认为它是对“批邓”的一个沉重打击。

　　当隔天列车广播里宣布这几天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为“反革命事件”的消息后，“车厢里静得无声”。但于斌没想到，当他下车时与同行的人握手道别时，对方边握手边大声说：“我们四个现代化时再见。”他在回忆文章中回忆，“他语气是那么坚定，带有悲伤，也带有信心”，而“四个现代化”正是周总理在1964年首次提出的任务，在天安门事件中，这成为悼念总理的代名词。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1978年8月，获释近两年的贺延光被北京市公安局和崇文区区委联合宣布平反。他前后作了70多场报告。他在口述文章里说：“当时人们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愿望非常强烈。我为什么愿意讲呢？我的问题解决了，可还有很多人没有平反，整个事件还没有平反，给我提供这个平台，我就不会拒绝。”

　　那时的政治局势尚不明朗。当年10月10日，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对天安门事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在二版刊登了王海力的文章《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并配发短评《大有希望的一代》，称“王海力和成千上万青年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经历，反映了我国当代青年的主流和本质”“他们是当代青年的精华和榜样，代表了党的未来，国家的希望”。

　　两天后的10月12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记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这都与日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相关表述不谋而合。该决议称，这次天安门事件“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于斌也将这句表述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里，因为天安门事件，他“更深地去理解‘人民的意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