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资料图片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合影。图片转自《庄则栋自述》

　　1971年的仲夏七月，亨利·基辛格博士肩负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赋予的使命，迂回巴基斯坦，准备秘密来华为尼克松访华探路。在巴基斯坦，食欲尚可的基辛格对外放风“得了痢疾”，并在巴总统叶海亚·汗的配合下“上山疗养”，实则于夜色中登上了飞往中国的巴方飞机……

　　在基辛格秘访情节铺垫下，翌年成行的尼克松访华更显厚重深远：撬动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变化，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堪称“改变世界的一周”。

　　半个世纪后，面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风云跌宕，我们仍可从中汲取登高望远、相向而行的智慧和力量。

破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当尼克松走下舷梯，周恩来握手相迎。1972年2月21日发生于北京的这一幕，震动了世界。

　　“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尼克松在抵京的当天下午接受毛泽东会见时表示。毛泽东则不无风趣且寓意深刻地说：“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所以就打乒乓球。”

　　正是以乒乓外交为代表的中美一系列“外交小舞步”，最终促成了“改变世界”的尼克松访华。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通过多种方式释放了与中国和解的微妙信号。经过深入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努力，敏锐地作出了回应。1971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以小球推动大球。同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国开始了实质性接触。

　　察势者智。在彼时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氛围中，毛泽东和尼克松却洞悉了世界趋势和未来之路。尼克松曾说自己这次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不过在毛泽东看来，是世界改变了尼克松。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亚非拉国家力量和影响的显著增强，新的世界格局初现端倪。与此同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苏联则不断强化它在美苏争霸中的地位，并对中国形成战略压力。改善各自的国际处境成为中美两国的共同考虑。

　　时与势的变化，甚至超出了基辛格的预料。1971年10月26日，在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的第二次访华行程结束之际，基辛格曾与送行的乔冠华谈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当时，他自信地说：“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而一上回国的专机，基辛格就获悉：联大刚刚已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中国在联合国的胜利，曾经令尼克松感到沮丧，也令他更加重视访华之行。基辛格曾回忆，没见过哪位总统的出访“如此精心筹划”，又准备得“如此小心谨慎”。在飞往中国的专机上，尼克松还在复习相关报告数据，并练习使用筷子。专机抵达北京后，幕僚们在机舱内悄悄观察周恩来的着装，在确认周恩来穿着大衣后，尼克松也决定穿上大衣……

　　赋予这些细节和插曲以感染力的，是中美双方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在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之间寻求共同利益，进而推进自身和世界的利益。

　　在访华欢迎宴会上，尼克松坦言：“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对外交情有独钟的尼克松展示出“轻轻推动历史巨轮”的强烈意愿。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主席则轻松写意地化解了与尼克松访华相关的诸多难题。关于中美之间谁是主动提出邀请的一方，毛主席指出，不是哪一方采取主动，是双方都采取主动。关于磋商中的难点台湾问题，双方在《上海公报》中形成如此表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回顾“改变世界的一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说，尼克松访华以及《上海公报》的发表，说明中美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文明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基于共同利益进行战略合作的。也就是说，双方能够基于共同的全球战略利益，把双边的战略分歧搁置在一边。

　　承认分歧和妥处分歧，同样是一种智慧。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2600余字的公报字斟句酌，却用了1000余字的篇幅，阐述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并明确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样一份联合公报可谓“前所未有”。周恩来总理实事求是的笃定主张也曾令基辛格诧异，不过他很快就理解了其高明之处——这样的对照反而更能突出达成协议的重要性，得出的积极结论也会更可信。

　　“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50年来，虽然其间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困难，但中美关系总体不断向前。

视野：从“改变世界”到惠及世界

　　“双边贸易可能的最大量，我们纵然再努力，顶多也只占我们整体经济的极小份额。”基辛格曾对《上海公报》中贸易与交流部分不以为意，他本人也没有具体负责这一“边缘领域”的磋商。

　　事物的发展时常超乎想象。如今，中美贸易额较建交之初增长了200多倍，双向投资从几乎为零到近2400亿美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人员往来从每年几千人次增长到超过500万人次，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超过40万人。两国人民的交往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强大基础。

　　驭势者赢。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远不止于利在两国，更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和美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两国在2001年携手反恐，2008年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共同阻击埃博拉病毒，2016年推动达成《巴黎协定》。中美两国的利益交汇点在不断扩大。

　　“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论述中美关系时反复强调中美的“利益交汇点”，主张双方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事实上，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

　　毋庸讳言，作为两个社会制度差异明显的大国，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在国际格局迅速调整、中美力量不断接近、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上升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中美关系面临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过去几年来，由于特朗普政府实行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个人政治私利，试图推动中美“脱钩”甚至搞所谓“新冷战”，还在历史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极力“甩锅”中国，严重破坏中美关系，严重损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违背当今时代潮流。

　　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一些人对中美共同利益的漠视乃至切割，正缘于大国视野的窄化乃至闭锁。在尼克松访华时担任其翻译的傅立民，后来曾官至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对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出现的波动，傅立民撰文批评道：“如果我们只是试图打倒外国，阻止他们超越美国，这更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不是取得成功。我们需要认真审视我们落后的地方，作出必要改变以实现进步。”

　　令许多美国人士不可接受的不仅是对华“极限施压”的蛮横，还有自损利益的荒唐。以贸易战为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美中经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报告指出，美国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和双向投资，对华贸易战未能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反而减少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显然，特朗普政府对华路线走进死胡同。

　　50年弹指一挥，时代再一次考验中美两国管控分歧的能力。归根到底，这是对大国视野和战略格局的考验。袁鹏认为，从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历程来看，实际上两国关系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而具有超越双边的全球性意义。中美两国什么时候把全球性、战略性问题摆在首位，而把双边分歧问题放在第二位，中美关系就有好的发展；反之，中美关系就会出现波折。

　　历史曾给予镜鉴。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起点，两国领导人就曾以全球视野相向而行。我们不应只为自己的利益而邀请尼克松来访，毛主席曾如此主张。尼克松则说：“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美中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世界。”

　　时代正召唤相向而行的智慧和勇气。作为当下最有能力影响世界进步与和平的两个大国，中美更应基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思考去把握中美关系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美合作在冷战期间是基于应对“共同的威胁”，冷战后是基于追求“共同的利益”，今后则要基于应对“共同的问题”。

　　拨乱反正，重回正轨。今年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习近平主席在同拜登总统通话中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应有贡献。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尼克松访华时曾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词句，来形容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当下，中美相向而行，亦应只争朝夕。

　　（本报记者 余晓葵 曹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