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工业发展史上，从1964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除了巨额的投资，还有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无数的民工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来到内地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参加建设。

　　这些建设者，很大一部分后来扎下根来，在三线地区安家生活。上世纪90年代从学校毕业后，张鸿春在攀枝花一个矿务局的学校教书，去家访的时候就常常遇到这个群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东北的，上海的，江浙的，等等。

　　浙江嘉兴人李身钊是其中之一。82岁的他如今在攀枝花安享晚年，这里阳光充沛，他已经离开不了这种“即便冬天也温暖如春”的气候了。

　　当年来参加三线建设的时候，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住的是席棚子，“若是在大城市，我们就像要饭的”。连政府办公楼都是“干打垒”，那是用泥巴建造的一种土建筑。

　　那批知识分子住得如此破旧，研究的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要建成攀钢，首先要突破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的世界性难题，李身钊和同事们干的就是这个。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李身钊坦言当时确实苦，但他紧接着补充说，大家并不觉得苦。

　　他记得，当年厂里的干部和年轻人都是同吃同住。他所在研究院的书记和院长，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我们住平房，他们也住平房；我们吃食堂，他们也吃食堂”。

　　“老革命都这样，我们年轻人有什么资格叫苦？”李身钊还记得，同样的级别，共产党员的工资比普通群众要低2元钱。“钱差得不多，但体现的是共产党员要带头。”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这是对三线精神的高度概括。张鸿春现在是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副馆长，在他看来，只有三线建设者才能让那段历史和三线精神血肉丰满，精华四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博物馆参观时，路过一尊雕像，张鸿春突然把记者叫住，说这个人物你一定要了解一下。

　　亓伟，山东莱芜县人，得知中央决定开发攀枝花后，时任云南省煤炭工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的他主动请求到攀枝花开发宝鼎煤田。他带领职工取得了多场夺煤保电、夺煤保铁大会战的胜利，后因劳累过度而病倒，已是肺癌晚期。

　　躺在病床上，他在笔记本里写道：“活着建设攀枝花，死了埋在攀枝花。”亓伟去世后，葬在了宝鼎山上，圆了“日日夜夜看见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的梦。

　　张鸿春后来编写了一本《攀枝花100问》，特意把亓伟的故事作为其中一“问”编了进去。他说，亓伟身上传递着一种令人敬佩的三线精神，应该让后人记住。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当教师做家访时的所见所闻，一度让张鸿春感到失落。那时三线建设处在调整期，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一些三线企业陷入了困境。

　　张鸿春看到，有的工人家庭是“半边户”，一个人的工资要养一大家人，子女教育搞不好，家庭关系处不好，“生活得没有尊严”。

　　这成了他参与筹建三线建设博物馆的其中一个动因，为了“还三线建设者一个尊严”。

　　张鸿春说，策划攀枝花建设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时，很多人想定位于工业遗产保护，后来经过反复走访调研，大家才有了共识。“在攀枝花建博物馆，为什么不聚焦三线呢？”

　　现在，博物馆开馆已经6个年头了，接待了近200万人次的参观者。张鸿春希望博物馆成为“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家园”，让能够达到攀枝花的攀西高速、成昆铁路等成为三线精神的朝圣之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