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3-07 18:07 |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1年2月2日 第6版 | 查看:865次
油画《古田会议》 何孔德 作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资料图片)
沉疴痼疾 危及存亡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旧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抗争,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彻底警醒共产党人必须用“武装的革命”去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彻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毛泽东“霹雳一声暴动”,发动秋收起义,点燃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如何使一支工农武装脱胎换骨成为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秋收起义之初,临时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一开战就突然叛变反水。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队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负责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由于红四军主要来自农民、小资产阶级、旧军队起义的官兵和俘虏兵等,不断出现官兵不平等、虐待俘虏、军阀作风、人心涣散等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思想日益突出。较为严重的是,1928年7月,朱德、陈毅率部出击湘南期间,以湖南宜章农民为主的第29团因过不惯艰苦斗争生活、恋家心切而几乎一哄而散。
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千里征战,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就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之时,一场争论也在红四军内部悄然爆发。下山后,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在军队,曾一度决定“军委暂停办公”。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务加重,于是成立了临时军委,由留苏回国不久的刘安恭担任书记。刘安恭随即召开会议,前委下辖的军委居然限定上级党委职权和工作范围,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样一来,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引发激烈争论,其实质是红四军“由谁领导、听谁指挥”。随后,红四军出现了越来越多不正常现象,比如给中央的报告不经前委书记签字认可就上报,作战会议不通知毛泽东参加等。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结果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定,落选前委书记。8月初,陈毅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红四军内部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泛滥,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难行。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种种乱象表明,红四军前途堪忧。在8月进攻闽中和10月进攻东江的军事行动中,红四军连遭重创。
1929年10月,陈毅从上海带回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重新担任前委书记。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廖氏宗祠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永载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
问题导向 猛药去疴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由八个部分组成,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古田会议从某种程度看是由争论而起,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问题林林总总,但最迫切的,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崇高信仰引领的军队,靠不住、稳不住,这种天然缺陷的根子便在于“没有政治灵魂”。沉疴痼疾,非猛药不可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敢于同有悖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种种旧军队习气彻底决裂。这就不难理解,《古田会议决议》洋洋洒洒三万字,内容博大精深,但最具历史意义的是第一部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题。
《古田会议决议》全面系统总结了红军创建初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及教训,严肃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指出:“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古田会议决议》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把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其中心思想就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和纪律建设各方面,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等单纯军事观点。强调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确立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重申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
《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回答了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明确了“为了谁、依靠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彻底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为革命政党领导武装、建设军队、驾驭战争提供了思想资源,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政治基础,开创了全新境界。
落实落细 重在执行
马克思的墓志铭这样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古田会议决议》是问题导向的,也是结果导向的。它在分析错误思想时,不是泛泛地议论,总是把表现、来源和纠正的方法和盘托出。它不仅回答并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而且把这些原则具体化、细节化、规范化,既有方向,又有路径;既有思想指导,又有操作方案;既有制度依托,又有纪律约束,这是《古田会议决议》的一个鲜明特色。
《古田会议决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重要原则之后,随即提出具体翔实的实施细则,使抽象的原则能够迅速落地转化为具体的做法,把原则性和具体性融为一体,堪称制度建设的范本。比如,在发展党员方面,规定了5个具体条件;在增强党员组织观念、提高党员参加支部会积极性方面,作了7条规定;在加强党员教育方面,提出了18条具体方法;对政治委员怎样上好政治课作了10条规定;在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纠正非组织观点方面提出了6条要求;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方面,规定了8项具体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这是保证党的制度落地扎根的基本前提。古田会议之前,党内纪律松懈困扰着红四军。为切实严明纪律,《古田会议决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首先,强调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明确“少数服从多数”,要求开展健康的党内批评,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内生活的重要方式。开展批评时不攻击个人,意在指出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反对主观化和庸俗化的批评,批评场合内外有别。其次,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坚决纠正极端民主化的混乱现象。再次,强调“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纪律建设的探索,有效克服了党的组织领导软弱化、组织关系松散化、组织成员低质化、组织生活庸俗化、组织纪律松懈化等诸多问题,使党组织真正成为“领导的中枢”,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使古田会议的精神得以深入人心,落地见效;使红四军得以脱胎换骨,实现凤凰涅槃。
历史选择了古田,古田成就了历史。从古田出发,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万里长征、浴血抗战、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一路烽火连天,一路金戈铁马,风展红旗如画,风卷红旗过大关。
2014年10月,深秋时节,习近平总书记率领400多名军队高级干部来到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确立了新时代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大方略。三军将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开启了强军兴军的新征程,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红色基因一定会不断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汪建新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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