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85岁高龄的辛老亲自为党员干部讲党课。中日友好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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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岁医者辛育龄的左臂上，至今还留有一道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为他缝合的伤口瘢痕。

　　这道瘢痕是在抗战时期留下的，见证了白求恩对这位当年的八路军小卫生员一生的影响。

　　辛育龄是我国胸外科先驱、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他行医八十余载，曾赋诗《行医有感》表达了自己的理想，“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

　　“辛育龄教授在革命中淬火成长，从小战士到大专家，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党的卫生健康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说。

与党同心

——“坚定了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的信念”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时年16岁的辛育龄，刚刚考取保定师范学校。他回忆那段日子说，共产党坚持全民族抗战，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打动了不愿做亡国奴的自己。辛育龄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1939年5月，辛育龄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工作。在著名的齐会战斗中，白求恩将手术室设在前沿阵地上，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

　　白求恩过人的胆识和精湛的医术，令战士们钦佩，也震撼了年轻的辛育龄。辛育龄的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战友郭子恒曾回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白求恩不顾自身安危，抢救伤员的生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成了辛育龄学医的启蒙者。

　　“救死扶伤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如果将来能做一位像白求恩一样的医生，挺好的。”辛育龄想。

　　就这样，辛育龄走上了行医之路。193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彼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因为抗日救国的坚定与不屈，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1942年，辛育龄经冀中军区选拔，进入中国医科大学20期学习。

　　街衢清洁，植满槐桑。在延安低矮的窑洞里学习和生活，辛育龄坦言，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官兵平等，民主自由。“这让他更加坚定了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的信念。”

　　“辛育龄教授与党同龄、与党同心、与党同行，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在平凡的岗位上筑就了一座伟大的时代丰碑。”马晓伟指出。

仁术济世

——“从辛老身上感受最深的就是白求恩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这是辛育龄在学生刘德若心中的形象，“从辛老身上感受最深的就是白求恩精神，对工作极端认真，对人民极端负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跟随辛育龄工作29年的胸外科专家刘德若告诉记者，辛育龄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病人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要不然怎么会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开呢？”

　　每一次手术，辛育龄总会把手套洗一下，让手很滑，触摸病人的肺时，动作极其轻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伤。刘德若说：“辛老认为，病人虽然在全麻状态，但是我们要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

　　马晓伟说，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辛育龄年轻时坚定的信念，就成了他一生的坚守。

　　新中国成立初期，承载着振兴中华的使命，辛育龄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的一员，1951年8月被派往苏联学习胸外科技术，师从苏联著名胸外科专家、科学院院士包古士教授。

　　悬梁刺股攻读坚。5年后，辛育龄获得苏联医学院医学副博士学位回国，掌握了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胸外科技术。

　　1956年6月，因为当时的部队医院只能接诊军队病员，辛育龄放弃了部队给予的优厚条件，主动要求分配至位于北京通州的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组建胸外科。

　　那时，我国绝大部分省市尚未建立胸外科。为了在全国普及推广胸外科技术，惠及更多的患者，辛育龄牵头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为期一年，每期20名。

　　从1958年到1980年，辛育龄为我国培养出3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指导40余家医院建立胸外科。在他的推动下，我国的胸外科建立了医、教、研合一的体系。

　　“一切为了病人得到更好的疗效”。辛育龄的嘱托，始终是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梁朝阳的工作目标，“我们对手术的每一步都精益求精，包括吻合的针距、包埋的方式，不断地调整，并追求极致。”

勇于创新

——“他的每一步创新、每一项成就，都见证了我国医学事业前进的步伐”

　　只要人民需要，再险峻的科学高峰，辛育龄也会去攀登。

　　1940年5月至1942年9月，抗日战争处于困难时期，部队里流行疟疾和疥疮，影响战士健康和战斗力。

　　没有特效药，怎么办？年仅19岁的辛育龄，时任制药厂厂长，遍访当地郎中，决定采用青蒿和常山等草药治疗疟疾。同时，他还研制成功一种治疗疥疮的皮肤擦剂软膏，疗效都很好。

　　曾经，结核病在我国十分猖獗，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后，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品种也稀少，主要依靠疗养和内科人工气胸疗法等进行治疗。但这种治疗方法，对大量重症晚期肺结核，特别是空洞型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的病人治疗无效。

　　经过摸索，辛育龄创新出双腔插管麻醉下施行肺切除手术，治疗200多例无一例出现意外，为胸腔外科扩大适应症和保障手术安全提供了有效手段。

　　“辛老的许多工作都是独创的，是0到1的突破。”刘德若说。

　　器官移植是医学领域中的尖端技术，20世纪70年代，肺移植手术处于初始时期，很少有国家从事肺移植研究。在做了大量动物实验基础上，辛育龄在1979年成功实施了国内第一例人体肺移植手术。

　　“当时，全世界也只做了42例。特别强调的是，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进修学习，完全是根据自己实验研究取得的成果。”刘德若说，中日友好医院的肺移植事业已迈入世界八大肺移植中心行列，这和辛老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辛育龄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直接推动了我国针灸走向世界。

　　针灸虽有几千年历史，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治病原理仅限于经络学说，影响了发展。20世纪70年代，药物麻醉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辛育龄在学习中医后，认为针灸可以适用于缓解术后病人刀口疼痛，而且无副作用。他运用华罗庚的优选法，对人体每一个穴位进行痛阈的测试，发现前臂外侧的“三阳络”镇痛效果最佳。

　　在当时针麻从未应用于类似开胸这种大手术的情况下，1970年6月25日，辛育龄主刀并运用一根针，针刺“三阳络”穴行肺切除手术获得成功，震惊了国内外。

　　“辛老开创了针刺麻醉下的开胸手术，被记入美国胸外科年鉴。”刘德若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专程到手术现场参观。

　　多年来，辛育龄结合临床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先后完成了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进步奖5次。

　　“辛育龄的每一步创新、每一项成就，都见证了我国医学事业前进的步伐。”马晓伟表示。

甘于奉献

——“年轻一代正在努力把辛育龄精神凝练成前行动力”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急需既有科学管理经验又有技术业务、德才兼备的医院管理人才，参加中日友好医院的筹建。

　　这家拟建的现代化医院，是日本首相大平正方1980年来华访问时提出援建的。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医院在短时间内得以立项。

　　谁来担任院长呢？在战火中入党、技术过硬而又有医院管理经验的辛育龄，1982年5月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

　　当时，国家基础薄弱，如何筹建才能保证医院既能汇集先进硬件设备，又能集合一批高水平医疗人才，这是辛育龄在行医路上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

　　历时三载，1984年10月23日，这座当时国内最富有国际色彩的现代化医院开院，一度为各大医院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样板。

　　已是花甲之年的辛育龄，在医院树立了“中国现代化医院的示范、中西医结合的基地、对外合作的平台”的发展理念，“患者至上、文明行医”的医院院风，传承至今。

　　1985年，辛育龄主动请辞院长。他说：“组织上交给我的筹建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我更愿意专心做一名外科大夫。”

　　石彬是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跟随辛育龄学习和工作长达37年，他说：“辛老总是在积极寻找适宜的新技术来帮助患者。”

　　20世纪80年代，我国肺癌发病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辛育龄奔赴云南锡矿考察后意识到，肺癌已经是社会的常见病，并且死亡率高。他向卫生部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在全国开展肺癌的防治工作。同时，经过长期反复研究，辛育龄创造了直流电（后改称为电化学疗法）治疗肿瘤的新技术，因创伤小、副作用小、恢复快而成功应用于临床。

　　“电化学疗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在的放疗技术和消融技术的研究和发展。”石彬回忆，对于这项新技术，辛老有着国际专利权，有多家公司要与他合作。

　　但辛育龄拒绝了商业利益，他举办了152次技术培训班，向全国推广这项技术。在近千家医疗单位中，约有11800余例肿瘤患者接受了电化学治疗，有效率达65%～85%。

　　医乃仁术，大爱无疆。2003年，非典肆虐时，中日友好医院临危受命转为非典专病医院，已是耄耋之年的辛育龄作为首席专家，参与了每位重症病人的会诊。

　　直到90多岁时，辛育龄办公室还经常亮着灯光，照亮了年轻一代的医者。哪怕如今在病榻上，他仍然关注着医疗事业的发展。

　　80后娄彦妮，是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的医生，也是首届辛育龄青年奖获得者，对辛育龄的医疗理念深为认同：“中医要向西医学习，西医也要向中医学习，中医和西医要互相协作，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如果说辛老用白求恩精神铸就了人生路标，那我们年轻一代正在努力把辛育龄精神凝练成前行动力。”娄彦妮说。

　　“辛育龄从医历程，生动地诠释了老一辈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心系百姓的情怀，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的医学事业发展的历史。”和辛育龄相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郭子恒曾这样感慨。

　　（本报记者 金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