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新县城（中国好人网配图）

　　见习记者 宋 超 汶川报道

　　再返汶川，大地已浴火重生。“大建设促大发展”的标语灾区随处可见。

　　700多个日夜奋战，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几近收尾，建设者们说“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目标可以顺利实现。

　　两年前，中央度势决定实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颁布要求19个省市以不低于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3年。

　　5月12日，本报记者从四川省政府举办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10年4月30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完成投资6787.5亿元。

　　其中，广东全省援建汶川县累计确定项目609个，对口援建资金82.00亿元。截至4月底，已完工项目358个、在建项目184个；已到位援建资金61.95亿元，完成项目投资额57.66亿元。

　　民生工程优先完工

　　“援建是一项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广州市援建汶川县威州工作组组长，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俊夫表示，“从最初的应急救援再到目前恢复建设阶段完成，灾区重建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以广州市为例，所承担的汶川县城所在地威州镇的重建工作，援建资金28亿，占广东全省援川资金的30%以上。目前已完成了66个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1亿元，保障了灾区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去年11月1日，由广州市援建的汶川最大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汶川县人民医院在县城所在地威州镇正式交付使用，这也意味着广州对口援建的威州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主要民生项目全面完工。

　　“广州市定下28亿元、77个项目的援建威州的总盘子，将优先安排城乡居民住房、学校、医院、社会福利等民生工程。”在汶川县县长张通荣看来，县人民医院的建设正是民生优先的集中体现。

　　实际上，整个广州援建威州镇的工程项目，几乎全部为民生工程。包括新建改造8326套城镇居民住宅、3所学校、7个医疗机构、2个自来水厂、1个污水处理厂，以及汶川体育馆、博物馆和工人文化宫在内。“回头想想，如果没有广东省的支持，汶川全县的灾区现在可能还是一片混乱。”张通荣说。而广东有关援助方面，为此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按照一般建设速度，像汶川县人民医院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2年多的建设工期。但在项目初始，就遇到了一个问题：由于汶川对外的公路交通损毁严重，运输成本急剧增高，导致汶川境内建材价格的一路走高。

　　“建设施工期间正是灾区建设材料和人力成本最高的时候，”广州援建组工程部人士说，“项目所需的建材，水泥、砂石、混凝土、脚手架，几乎都要从都江堰和重庆、湖南等其他地方采购，不仅加大成本，重要的是会严重拖延建设进程。”

　　广东援建者决定在汶川县城先修建一个大型建材市场，覆盖县城周边八成乡镇，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招揽建材商家进驻。这个建材市场为汶川县灾后重建提供源源不断的建筑原料。县人民医院得以在190天内完工。

　　更多挑战是在建设期间与当地的沟通。按照原计划，县医院门口要面向市政广场修建一个小型停车场，但与当地政府沟通结果是，县医院门口不能面向广场，医院大楼的屋顶也要特殊处理。

　　考虑到当地的民族传统和援建时期的特殊性，双方只能在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寻求一致性。除县医院外，由广州援建的汶川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也在建筑风格上不尽相同，体现了各自的特色。

　　重建工作的广东模式

　　三年灾区重建任务，要在两年内完成，是个巨大的挑战。

　　在重建过程中，资金的来源保证固然是最为首要的矛盾，而在援建者看来，在严格时间限期内，如何组织援建才是最为迫切的任务。

　　各个省市都采取了不同的援建工作的方式。例如北京以援建方为主导、山东以资金的统筹援建为主导、上海以合作共建为主导，基于自身的援建模式，广东省则在制度上实现了有效探索，决定以双方各建为主导模式。

　　“中央要求我们按照不低于广州1%财力的力量对口支援汶川，但对具体的援建项目没有规定。”广州援建组工程部总工程师宋金锋说，“如何进行规划和选择，最大限度做好援建工作，就成为我们最常思考的问题。”

　　目前，广州援建组已经就援建本身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制定了多项制度，并三度编制完成《广州对口援建威州工作制度手册》，包括了援建工作方案、工程管理、资金管理、房屋加固、征地拆迁、廉政建设和档案、行政管理等八大部分的实施细则。

　　“这样做目的就是在援建任务期内保证援建的效率效益和效果的最终取得。”李俊夫说，“而梳理整个制度，基于工程管理的合同管理是其核心。”

　　宋金锋介绍，他们先围绕项目编制好管理大纲，然后全部排开建设的工期，在重点关键工序部分，按照小时计算。“按小时为单位保证工期的天数，节点工序派人跟踪巡检，时时跟踪督办；每天早晚，召开工程联席制度。中间插有施工方劳动竞赛完成激励。”

　　为了把有限资金运用到最佳效果，在资金管理上，广州援建方实现了资金拨付上的严格监管，按照“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代建单位—援建前期设计部—工程管理部—财务部—总工程师—组长”的制度化流程来实现集中支付。

　　“援建规划，我们第一批经过了四川省政府的；操作模式上，第一家派遣审计，纪检监察跟进；方案使用建设阶段第一公开，也第一次开展后期的使用民意测试。”李俊夫说，“总体上看广东省的做法和模式取得了成功。”

　　汶川县长张通荣也认同广东援建提出的“程序优先，周期缩短，准备提前”的思路，并表示值得整个灾区重建的推广。在他看来，目前灾后重建依然存在三大矛盾：灾后重建的项目落地和灾区环境容量（主要是建设用地）的突出矛盾、各灾后重建项目如何协调推进的矛盾、灾后重建三方（当地政府、当地民众和援建方）需求不一致的矛盾。

　　而援建方也存在颇多受困之处，因为援建方大都派出了厅、局级干部一线挂帅，但在规格上最多是所负责乡镇的副职，援建方和受援地方政府的横向沟通上存在一定困难。

　　“一般受援的大都为乡镇，但乡镇长并没多少决定权，只能请示当地上级政府，而单靠镇长沟通难有效果。”一位援建小组组长也坦言。

　　“腾笼换鸟”与汶川“洗牌论”

　　作为阿坝州南大门的汶川，也是阿坝州的经济重区。仅汶川县的财政收入就占到了阿坝州的一半，汶川县城区的工业产值，又占据全县13乡镇中的80%。威州镇的重建进程，事关汶川和阿坝州的整体经济布局。

　　汶川县也寄希望于通过此次灾后重建实现新的产业发展理想，但按照现行的财政体制，扣除上交阿坝州和国家的部分之外，留给汶川的独立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只有1亿左右，仅能保住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即便是加上中央转移支付的2亿元，也很难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经济的产业升级和调整优化。

　　而广东省的援建工作，给汶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机遇。“汶川要发展，实现真正的灾区重建，就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对经济结构模式进行洗牌，也就是腾笼换鸟。”张通荣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汶川乡长、镇长们也都意识到，粗放型、不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现在已不适合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按照设想，汶川全县要通过灾后重建援建，实现工业设施跟农村院落、工业园区和农村集镇间的布局调整，以达到和谐发展的目的。

　　以汶川第二大镇水磨镇为例。作为阿坝州内唯一的四川省高耗能工业经济开发区，从1998年发展至今，十几年间水磨镇集中了63家高污染企业。在这次的灾区重建中，要将这些高污染企业统一搬到茂县去，实现跨越式的产业转型。

　　“以前的汶川，只是体现了地理位置带来的物流上的积点效应，”张通荣说：“下一步，汶川要以旅游等服务业的发展，来带动和实现第三产业的跨越。”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