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11日部分赴朝创作组成员在沈阳东北军区招待所门前合影。左起：李蕤、逯斐、巴金、菡子、黄谷枊。

1952年5月，李蕤在188师指挥部坑道中采访。右起：李蕤、188师师长张英辉、副政委陈英、政治部主任弃里三、政委李真、副师长徐成功。

李蕤在朝鲜前线所写的家书

李蕤在朝鲜前线所写的家书

李蕤的通讯报告集《在朝鲜前线》，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3年版，封面系古元木刻。

李蕤在朝鲜前线的日记本扉页

李蕤在朝鲜前线的日记本内页

　　1952年2月，中国文联派出以巴金为组长的17人“赴朝创作组”，作家李蕤便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年在抗美援朝前线，除了采访和文学创作，李蕤还写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生动的剪影。

“你们不是都爱志愿军吗？现在爸爸也是志愿军了”

　　父亲母亲去世后，他们生前在武汉鄂城墩的住处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面貌。直到2015年拆迁，我们兄妹才匆忙将他们的遗物进行粗略的整理和转移。在大量散乱芜杂的文稿和笔记本中，无意间发现了父亲1952年参加中国文联“赴朝创作组”时，从朝鲜前线写给母亲的29封家书，还有一本保存完好的战地日记。

　　展读父亲的家书，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我还朦胧记得母亲说起过，当年每次收到父亲的朝鲜来信，我们兄妹四人便围坐一起，听母亲抑扬顿挫地朗读。父亲的信中不少篇章和段落，都是直接写给我们“至真、至善、至美、至新四儿”的，譬如：

　　孩子们！爸爸已经穿上志愿军的衣裳，戴上志愿军的帽子了。现在要是你们看见我，一定会不认识哩。你们不是都爱志愿军吗？现在爸爸也是志愿军了。来，让爸爸亲亲你们吧！

　　每当看到父亲在信中呼唤我的小名“芽新”时，眼睛就不由得湿润了。当年的“芽新”还是“三岁扶床女”，今天已经成了71岁的老妪，才第一次真正捧读父亲68年前写给我的信，这种感受是何等奇特而幻渺。无限的人生感慨和父女亲情一起涌上心头。

　　父亲的日记本封皮上写着“鸿爪雪泥”四个遒劲的毛笔字，共有日记108篇，记述了他在朝鲜前线8个月的生活。泛黄的纸页彼此紧贴，偶有渍迹隐现，这又是一个“时间密封舱”，承载了68年前的丰富信息。习惯于科普思维的大哥说：“如果用质谱仪来检测，一定能发现当年战场上炸药的化学成分。”

　　除此之外，还有几本厚厚的采访笔记。辨识这些潦草而褪色的字迹是一项繁难工作。想到父亲在前线的坑道里，昏暗的油灯下，垫着炮弹箱写下这一笔一画，便倍感敬畏和珍惜。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把父亲的家信和日记一字不漏地输入电脑，并整理为《走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日记》书稿，交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特别有意义的是，今年适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父亲如果天上有知，该会怎样大为惊讶并喜泪满襟呢！

“这不必找什么英雄功臣，一个最平常的人身上也能看见”

　　1952年2月，中国文联派出以巴金为组长的17人“赴朝创作组”。我父亲李蕤便是成员之一。参加这支“国家队”的作家和艺术家均为一时之选，大部分来自部队。父亲当时已41岁，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他为什么要报名参加“赴朝创作组”并能荣获批准呢？

　　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除了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也分外齐心协力。文化工作者乃至艺术大师们无不争先恐后，以奔赴朝鲜前线为荣耀。父亲在2月23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现在，我应该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告诉你，就是组织上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允许我到朝鲜前线去。我希望你听到这消息后，会为我高兴，因为，有许多同志，都是争取了好几次才争取到的，我能够获得组织的允许，这实在是一种光荣。

　　父亲3月16日入朝后，3月22日在桧仓受到彭德怀司令员接见，4月4日到平壤，又在郊外的地下指挥所受到金日成首相接见。此后便随巴金带领的“西线小组”到19兵团。父亲先后在63军生活了5个月，再到47军生活了1个月。

　　1952年朝鲜的战局，比起志愿军刚入朝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五次战役”之后，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1951年7月10日，美方与我方在开城来凤庄进行了首次停战谈判；1951年11月27日，在板门店达成了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此后谈谈打打，开始了将近两年的“持久战”。

　　开城是中朝军队控制的重要城市。为了配合谈判，在开城地区进行阵地防御战，就成为这一时期志愿军的主要任务。

　　1952年4月我父亲和巴金到达开城前线后，就最先见识了“进能攻，退能守”“集作战、指挥、屯兵于一体”的志愿军坑道。

　　“五次战役”的血花肉阵中，没有余暇进行总结和回顾。相持阶段日久岁长，志愿军便开展了自下而上的立功运动。63军各部队涌现出了大量战斗英雄：在雪马里战斗中1人活捉63个英国兵的“孤胆英雄”刘光子、开城保卫战中大量毙伤敌人缴获武器的特等功臣李满、把美军埋在我方的地雷全部清除并埋到敌方的“扫雷英雄”姚显儒、铁原保卫战中坚守阵地四昼夜的“特功八连”连长郭恩志、五次战役中“智歼坦克英雄排”排长王永章……父亲曾对这些英雄进行过深入采访，并在63军庆功会闭幕式上作了发言，受到官兵们热烈欢迎。庆功会后父亲和功臣留下了珍贵合影，在大雨滂沱中又和他们一起乘坐军车长途跋涉。父亲9月20日的家信，还是托姚显儒在回国参加国庆观礼时从北京投寄的。

　　父亲采访的对象，都是最基层的志愿军战士，他在5月25日的信中写道：

　　这不必找什么英雄功臣，一个最平常的人身上也能看见。譬如，一个电话员，在炮火封锁中架电线，在困难的时候，为完成任务，就自动用自己的两手牵起电线，让电流从身上通过，完成一个重要的通话。一个担架员，除了背着伤员匍匐过炮火封锁的交通沟，用自己的嘴给伤员呵脚（冬天），而且还主动地给前沿战士抬子弹，身上绑一个手榴弹，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滚往阵地；一个炊事员，每日往山上送饭，来回上下山四十里，通过几道敌人的封锁，回来还自动背伤员、拾柴火、保证战士们的衣服每星期烫洗一次……诸如此类。而你为他的艰苦或功绩惊奇得睁大眼睛的时候，他却平平常常，总都是“我们没有替人民做什么”，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从抗日时代就拿起枪，一直到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他们连城也没有返过，就又在山沟里生产，接着又出国抗美援朝……

　　父亲在朝鲜前线期间，和许多志愿军指挥员建立了深厚友谊，如63军政治部主任路扬，是一员内仁外雅的儒将。杨沫《青春之歌》中的“男一号”卢嘉川便是以他为原型。父亲在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路主任和我们谈到他们渡临津江时的情况，许多干部，在几里外，衣服都脱得光光的，一声令下，全体涉水急渡，河底有很多的铁蒺藜，敌人的炮弹不断在水里爆炸，军长傅崇碧的帽子，都被水漂起来，过江后，一百多人中，伤亡十二个人……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想见当时的艰苦。

　　和父亲建立起金石之交的，要数188师的指战员们了。他们对父亲掬诚相待，视同手足。师长张英辉、政委李真都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入朝作战后，在突破临津江战役、铁原阻击战、开城保卫战中屡建奇功。187师师长徐信是一员虎将，曾在第五次战役和西海岸防御战中立下赫赫战功。

　　父亲还深入采访了189师师长蔡长元。他们曾坚守在铁原阻击战最前沿，打退了美军4个机械化师和2个南朝鲜师的进攻。蔡师长的英雄气概、蓬勃朝气和求是精神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

　　父亲家书和日记中出现过的志愿军指挥员，此后大都成了共和国的干城之将，位列三军高层。父亲写过的英模，有20多位出现在1953年《人民日报》公布的《志愿军英雄模范功臣名录》中。父亲的几本采访笔记，记下的英模名字和事迹更有百人之多。

　　父亲还见证了志愿军在战火中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他7月22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

　　今天，在村东二里多的一个小山坡的树林里，看战士们的演出……几乎每一个节目，都使人受到感动。首先是战士们对文艺——表现他们自己斗争的武器——的严肃认真，他们流着汗，自己搭下台子，自己借东西，自己化装，自编自演。他们在做舞蹈动作的时候，真如同在战场上一样，是那么认真。很多地方，都使我忽然想流下泪来。这个流泪的感情很复杂，一个是，有些舞蹈动作，有些唱词，着实感人，那是从他们的心里涌出来的，不是从脑子里挖出来的。有些是他们能够自己演自己这件事本身，这里面有多少天才呵，但过去却一直被埋没了。文工团的工作精神，文工团的演出，便曾不止一次使人感动，但像战士自己的演出，这样使我受感动的，这却还是第一次。他们的每一个小的演出节目，都是战斗生活的真实。在这里，我得到了很重要的启发，普及和提高的问题，鲜鲜明明，是得到解决了。

　　在换防休整中扫盲识字，学习文化，更是戎马倥偬中的独特风景，体现了战士们对胜利后投身祖国建设的信心和渴望。父亲到达47军后在9月29日的家信中说：

　　这里的部队，正在突击文化。每天六小时的时间，集中学习。一进山谷，树上、石头上，到处都是注音符号。早上一睁眼，四周便是“玻坡摸佛”的拼音声，照顾我的通信员说，他们一个多月，已认识了两千多字了。面对着这一切，真是使人从内心深处沁出喜悦来。

　　关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美军“细菌战”的丧尽天良，甚至我军对“战俘营”的“联合国军”俘虏的人道关怀，也都在父亲的笔下做了忠实记载。这些文字有利于了解朝鲜战场的多面和全景。

“但愿胜利凯旋日，高举琼酒敬英雄”

　　1952年巴金率领中国文联创作组奔赴朝鲜，是为了见证历史和记录历史，同时也在开启历史和创造历史——他们在朝鲜前线的工作和生活，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篇章，值得后人去考察研究。父亲家信和日记中大量的文字，留下了这批作家艺术家们清晰的时空轨迹和起承转合：他们在炮火中的临危不苟，写作中的刻苦勤奋，生活中的严格自律，工作中的团队精神。

　　父亲在63军生活时，巴金、魏巍也曾到该军采访，政治部主任路扬便安排三位作家“合兵”一处，让他们同吃同住，相切相磋，成为彼此作品的第一读者，自然少不了对文艺理论和实践做竟夕之谈。

　　1952年6月27日，父亲和巴金、魏巍一起背着行囊，跋山涉水，来到板门店附近与敌人直接对峙的159高地，住在连队的防炮洞中。第二天早上还没起床，就发现洞中因雨灌水，鞋子都漂起来了。他们三人登上观察哨，瞭望坑道工事和敌人阵地。此后父亲和巴金又目睹了近在眉睫的喋血战斗。父亲在7月7日家信中写道：

　　7月3号，我们亲眼看到一次激烈的战斗，敌人就在我们山前一二里的小山包上，发动进攻，打了两三千发炮弹，打了无数次的烟幕弹，真是打得天昏地暗。炮火过后，敌人便发动冲锋，连续冲锋十六次，但终于没有攻下我们一个班（十二人）坚守的阵地，敌人反伤亡四五十人，丢下很多武器。接着敌人来报复，十二架飞机，轮番来炸我们那天冒雨去看的那座山，结果被我们打落了两架。

　　巴金和父亲来到短兵相接的前线，一时传为佳话。

　　究竟是先到朝鲜前线“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等将来回国后再“慢工细活”，写出“鸿篇大作”。还是剑及履及，立见成效，尽快以笔为枪投入战斗，在作家们看来既是矛盾，又是可以并行兼顾的。父亲本是记者出身，擅长“真人真事，快写快发”。8个月间寄回通讯报告10多篇，第一时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刊登。他在8月27日的家信中写道：

　　昨天接到中宣部文艺处严文井同志的信，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入朝的一批同志中，以巴金、黄谷柳我们三个人写作最努力，等等，使我更为惶愧。我决心延长到十月下旬，再回祖国。

　　在敌机到正头顶的一瞬，感到死亡的威胁，心里涌出的一个唯一的念头，就是，应该好好地工作，多写些东西，不计工拙，一切从能够打击敌人着想。

　　父亲还多处提起日常的写作环境，特别感慨难以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

　　刚刚来，屋里没有桌子，只能像蛤蟆一样趴在地铺上写字……

　　上午，就趴在石片“桌子”上写，没有集中构思，写了篇流水账式的东西……

　　有时坐下半天，苍蝇乱咬，缺桌少凳，往往中途放下……

　　永远记得：一个作家，有一桌一凳的幸福感觉，常常这样想，便不会对物质生活有什么不满足了。

　　除了写文章，作家们还帮助部队整理战士的立功材料，为文工团修改演唱台本。在各个部队之间辗转采访，临别时少不了和指战员们互相题赠。父亲的日记本上便有多位志愿军的深情留言。这些“手泽”今天看来格外珍贵。而父亲题写给战士们的那些文字，不知该向何处寻觅了。父亲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团长、副团长、政委、齐是中参谋长，要我们为他们题字，除了一般的歌颂外，给齐参谋长写了一首打油诗：“砂川河畔万山丛，钢铁阵地喜相逢。但愿胜利凯旋日，高举琼酒敬英雄。”

　　下午五时半，离开159高地，离别颇有依依之感。

　　父亲的书信日记还多处谈到赴朝作家之间真诚的友谊和情感，记录了他们在卒卒鲜暇中不忘学习，随时传阅《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世界知识》《参考消息》等报刊，研读阿·托尔斯泰、爱伦堡的名著。在战火的淬炼考验中，处处展现了一代中国作家的精神和风范。

“我们要跟志愿军叔叔一同去，到朝鲜给你们洗衣服”

　　抗美援朝的动员工作是深入人心的。中国百姓同仇敌忾，民气激扬。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亲的家信中，同样映射出当年的社会氛围、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

　　那时有一首唱彻全国的歌叫《我的丈夫是英雄》，我至今仍能从头至尾一句不落唱完。因为母亲每天总是把这首歌挂在嘴边。“一片片的大雪哟纷纷地下呀，他抗美援朝离呀么离开了家。村北头，柳树下，夫妻临别订计划。不当模范不相见，不当英雄不回家……”父母亲的心态和这首歌的旋律是明契暗合的。3月14日父亲临出国前收到作家白朗转来的母亲的信，他在回信里写道：

　　说什么好呢，我只感到洋溢的幸福。这是我出国前夕的最最最好的礼物了。凭着这一封信，我会克服一切困难的，我会时时刻刻留意的，我会顺利地完成党和人民托付的任务的。

　　你告诉孩子们吧！爸爸一定不给他们丢人，一定不愧穿一身志愿军的服装。

　　我大哥当年已经9岁，每天在上课之余捡废纸和碎玻璃，卖掉后捐献给前线，他在信中提出向父亲挑战。母亲因为妇联工作和支前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父亲在8月22日和27日家信中说：

　　至真写信跟我挑战，看来我恐怕要败给他了。

　　首先使我兴奋的，是你被评为模范的消息。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件大事。过去，在学生时代，以及以后的工作岗位上，你虽然也有过荣誉，但那一切，都是无法和这一次相比拟的。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全家的光荣。让我在万里之外，遥遥地向你握手为你祝贺吧，希望你不骄不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荣誉。

　　父亲无论写给公众的文章，写给自己的日记，还是写给亲人的家信，都是心口如一、表里如一的，俊也罢，丑也罢，他留下的是当年心灵的照片。在极其紧张繁忙的战地生活中，父亲总要见缝插针，偷闲躲静，给家里写信。他有太多思念需要倾诉，还有太多见闻和感想，需要亲人分享和分担。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曾经在1951年、1952年和1953年3次组织“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慰问团”。父亲前往47军139师采访时，恰逢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到来，在10月17日的日记里，他描述了这一空前盛况：

　　他们都像办喜事般，等待迎接祖国的慰问团，小屋子内立刻成了春天，大家纵横上下地谈笑着，一点不使人感到生疏。

　　晚十二点，慰问团才到。开了欢迎会，接着又演出，一直闹腾到半夜四点钟，简直是“狂欢之夜”，谁都忘掉了疲劳。

　　在会上，胡厥文，五十八岁的老工商业家，工业模范马恒昌，山西王蟒村的农模益冀东，和全国妇联的代表都讲了话。最动人的，博得全场掌声最多的，是马恒昌和农模的讲话，一个是工人阶级的魄力，一个是农民阶级的忠厚。

　　师的宣传队和总政的文工团，都尽量拿出个人的好节目，杂技、踢毽子、魔术和蓄洪区代表讲话，歌唱英雄潘天炎，都很动人。最后，京剧演员们也不顾“天色不早”，表演了《焦赞发配》，这些旧艺人们，能够不避山高路远，炸弹飞机的封锁，到前线来，仅仅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兴奋，值得我们所谓“作家”学习。

　　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相向而行，1951年和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28个省作巡回报告。“最可爱的人”家喻户晓，“保家卫国”情怀到达沸点。父亲在47军见到归国代表团的庞殿臣和潘履炳，并记下他们所谈回到祖国后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

　　他们离开某县到某县的时候，有五个小女孩，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九岁，背着腰鼓，拿着锣鼓，跑到他们车前，唱道：“志愿军叔叔，你们辛苦了，你们保卫了我们的祖国，保卫了我们的和平幸福……”她们唱着，跳到车前握手，志愿军的汽车开走了，她们扔下花鼓，便跟着汽车飞跑。这些小女孩，跟着车一直跑了五十里，路上走不动了，她们就说，志愿军叔叔打仗，几天几夜都不吃饭，都不怕苦，我们还怕苦么？就又往前走。一天多没吃饭，终于又赶到另一县。他们开会的时候，十只小手都一起伸过来，抱住代表的脖子。代表们一看是她们，泪就流下来了。他们抱她们到县政府，一看，九岁的女孩张兰英，脚上都打出了血泡。他们问她们赶到这里干什么？孩子们说：“我们要跟志愿军叔叔一同去，到朝鲜给你们洗衣服。”代表的泪便止不住流下来了。她们说：“叔叔们为什么哭呢？我们给你唱歌子吧！”这时候，他们的县里来了电话，来找这些女孩。这边县委说，孩子们都在这里。他们留孩子们玩了一天，便亲自把几个孩子又送回去。孩子们的妈妈，县里的县长，都在路口迎接。

　　最后，他们安慰了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照了相，才离开那里。

　　父亲记下的场景，今天读起来也许恍若隔世，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每个时代有自己独特的崇拜偶像和人生楷模，也有自己忠实的“粉丝团”和热烈的“追星族”。

“我还记得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一起过的那些日子，也真想再过一过那样的生活”

　　1952年11月中旬，父亲结束了赴朝8个月的生活回到祖国。他原本打算辞去一切行政职务，沉下心来写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著作，并得到了上级批准。

　　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干部奇缺，1953年初，父亲又奉调武汉，任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兼《长江文艺》副主编。

　　他与朝鲜的文缘并没有从此终止。1956年10月，父亲受中国作协委派，和西虹一起参加了朝鲜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并作大会发言，接受了朝鲜作家协会荣誉会员称号。

　　“文革”结束时，父亲曾和巴金再次建立了联系。巴金在1977年7月16日的回信中说：“信终于由《文汇报》转来了，我还记得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一起过的那些日子，也真想再过一过那样的生活。”父亲和魏巍的友谊则保持终生。1998年1月14日父亲去世，魏巍深情写下缅怀文章《悼李蕤》，并为纪念文集题写书名《让我们的爱伴你远行》。

　　父亲身为记者和作家，1938年曾赴徐州进行战地采访，报道台儿庄大捷。他青年、壮年和老年经历三次抵御外患的战争，并三次勇赴前线。“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父亲这本“赴朝家书日记”，是他爱国主义品德和情操的真实写照。

　　（作者：宋致新，系李蕤的小女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