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1岁华诞。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升国旗、唱国歌，对于每一名中华儿女都是很有意义的事。说起国歌的作词作曲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五星红旗的设计过程和最初设计者，或许还鲜为人知。

地处上海的山阴路，是条文化气息浓厚的街区，从这里走出过大名鼎鼎的文豪鲁迅、茅盾等。在这里，还出过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当年，他从山阴路上把五星红旗设计图案初稿寄去应征，最后被选定为国旗图案。

号召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工作小组。其中第六小组任务为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组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先生，副组长是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又增加沈雁冰（即茅盾）任副组长，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郭沫若等16人。

当年7月4日下午，第六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

（一）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表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

（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除组员分别参加外，并聘请部分专家为两个委员会的委员。

1949年，《人民日报》刊登的公开征集国旗方案的消息。

征集启事经周恩来批示后，从7月15日到7月26日连续在《人民日报》等报刊登，内地其他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也都予以转载。

征集启事发出后，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到8月20日征集截止，投稿者有高级干部、将军、著名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军人、工人、农民、学生等。投稿地区以东北、北平、上海为最多，遍及全国各个省、区，包括当时尚待解放的地区，还有一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来稿。

在此后短短一个月里，近两千件信函、2992幅应征国旗图案涌来，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国旗图案有23幅。应征的国旗方案各具特色：如陈嘉庚设计的国旗是镰刀斧头旗；郭沫若设计的国旗是两个长条，象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长江和黄河；朱德设计的国旗左上角为蓝色长方形，嵌有红五角星，象征晴朗的天空。

创作

构思时沪剧唱腔帮他找到灵感

1949年夏天，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的曾联松，不久前刚把妻子、大儿子从家乡瑞安接到上海。

从《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他得知了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

他仔细读了几遍后思忖：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据曾联松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儿子都对妈妈说，要不要带爸爸去看看病。

在日后的谈话中，曾联松吐露了这段心路历程:“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关于征集国旗图案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曾联松说。

他起初的构思并不顺利，废弃的图纸一扔一大堆。直到有一天，他听到窗外传来的沪剧唱腔“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

“星星，星星……”曾联松反复默念，突然找到了灵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国旗的主题不是很有意义吗？

经过反复推敲，带有五星的国旗图案跃然纸上。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与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

带着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炽烈感情，8月中旬，曾联松寄出了画稿。该画稿成为第323号设计图（即《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征稿）。

赤子

甘守清贫，一生清廉为国旗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

当时的曾联松并不确定，这面五星红旗和自己的投稿有无关系。《瑞安文史资料第20辑——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中，收录了曾联松一篇自述体文章《我设计五星红旗》，再现了他从投稿到入选的全过程。

“图案画稿完成后，我将它小心翼翼地装入信套，立即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此时已是8月中旬。不久，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华东供销合作社事业管理局去工作。工作伊始，庶事草创，整天忙于事务，投稿一事便不放心上了。及至五星红旗先在天安门，继在全国各地升起，我心里既激动又惊诧，激动的是这个图案算不算是我设计的，我一无所知，也无法判断。”

“1950年9月，我因公赴京开会。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我，询问国旗设计情况。我如实介绍了当时的构思和投稿日期。不日，收到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

参加天安门观礼后回到上海，曾联松兴奋的心情迟迟不能平静，且心里一直带着疑问。11月1日，曾联松突然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打开一看是1137号文，上书——

“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在政协编印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五星红旗原列第32号。最终版本有部分修改：去掉了大星中的镰刀锤头，使图案简化，并精简了原说明中的部分内容。

当时由于全国人民都想进一步了解国旗的意义，新华社于1949年11月15日播发相关文章答读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大星的中心，这表示围绕一个中心的团结，在形式上呈紧凑美观。”这段文字是对国旗图案的统一说明。

曾联松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曾担任过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从1947年起，曾联松就居住在上海山阴路上，直到1999年10月去世。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剧作家、电影《共和国之旗》的编剧王兴东1998年走访他的家后，曾有这样的描述:“曾家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只有两张坐久的藤椅在。除了门上挂的那面五星红旗,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