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赵崇强

这笔助学金来得异常神秘——捐款人承诺每年向湖南大学捐赠10万元，资助20名优秀学生，但捐款人并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却让大家记住另外一位老人的名字。
　　虽然已离任了河北沧县的一所乡村小学，白西骞心中依旧惦念着：何时才能为这位老人建起一座纪念馆。他为此常年东北西跑，四处游说。
　　从一个“出手大方”的生意人，到连一台胰岛素仪都买不起的“中国最寒酸电影制片人”，李佳伦多年来倾其所有，也为了这个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老人，以及他受老人所动并立志成为的“好人”。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在书中这样形容这位老人：他的确创办了一家公司。跟所有显赫的企业家相比，他肯定是最穷的一个，然而他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却无人可比。
　　10年来，无论是向湖南大学捐款的神秘校友，坚持要为建立纪念馆的白西骞，还是几近倾家荡产拍摄纪念电影的李佳伦，他们的人生议题都因这位老人而交错。
　　他们有着相同的座右铭：奉献，且不言代价——即使，他们可能从未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相遇过。
　　十年前的今天（9月23日），这位老人辞世，遗物唯有三件：三轮车、收音机、小黄莺。个人存款为0。
　　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他凭借“蹬三轮”，帮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实现上学的梦想。
　　他，是白方礼。

一部电影

李佳伦和白方礼结缘于1994年，在一部以白方礼蹬三轮车支教助学为原型的电视剧《心愿》中。
曾有北漂梦的李佳伦饰演一个跟白方礼作对的坏小子，后受感召开始行善。有一次白方礼到剧组探班时，李佳伦开玩笑说要做白方礼的徒弟，老人一口答应。不过，两人的交往止步于此。
再次听到白方礼三个字时，是老人的死讯。

一次白方礼事迹展上展出的白方礼生前照片。 “白方礼”是这位老人户口本上的正确写法，但部分活动误写为“白芳礼”。
　　2005年9月的一天，正在甘肃省亲的李佳伦接到朋友电话，一个老爷子走了，万人空巷。上网一看，他发现老人正是自己认识的白方礼，看着看着便泣不成声。“原来老人一直在蹬三轮助学，直到蹬不动了。我有钱的时候把白大爷给忘了，在有能力的时候没干正事。”李佳伦惭愧得恨不得抽自己嘴巴，“有时一顿饭花几千元，如果不那么挥霍，去支教，老人得少蹬多少回三轮车啊！”
　　白方礼生前两次被提名参评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却两次落选。李佳伦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依旧对此表示难以理解：“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感动不了中国！”他决定为白方礼拍一部电影，用自己的方式为他立传。
　　朋友不止一次地劝告“一部拍老头的电影，没有激情戏、没有打斗戏，谁会看，谁会投资？不能拍！要是拍了不赔钱算我白说”。
也不止一位朋友狠狠地对他说，“你有病，鼓捣这个干吗，有你嘛事儿？”
　　为了电影，李佳伦不顾家人及朋友的反对，把所有的生意扔在一边，拿出所有积蓄，卖掉了公司、房子、妻子的首饰以及汽车。
　　2008年1月，电影终于开拍，拍摄地选在甘肃、河北和天津三地，剧组里的演职人员全部免费参演，但因天气原因，原计划拍摄15天的影片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预算超支，等到电影封镜，李佳伦成了“中国最寒酸的电影制片人”。

电影中，老演员黄少泉扮演的白方礼老人头戴蓝黑色帽子，身着深蓝色棉衣，双手戴着棉手套，脚上穿着劳保鞋，蹬着那辆蓝色三轮车穿行在天津街头。
　　天津站、狮子林桥、耀华中学、红光中学，熟悉的场景一一掠过，白方礼仿佛又回到这个城市。
　　拍电影之初亲友们的劝告一一应验——这部讲好人的电影在市场遇冷，直到2009年春节，依然没卖出去。当时，李佳伦家里只剩不到200块钱，他狠狠心，把过去搞婚纱摄影的摄像机卖了。
　　李佳伦甚至希望他的电影能被盗版。“我没有能力去发行。我恨不得大家都来盗我版，越多人看越好。”
　　同年8月，他接受了央视电影频道开出的20万元最低价，没有讨价余地，唯一让他高兴的是电影连续两年教师节在电影频道播出。电影还分别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两个院线，但一直未见上映。
　　他还把电影送到中国电影档案馆。“中国电影在档案馆里至少可以保存100年，这样我就能让以后的孩子们看到，白方礼是这样的人。”
　　6年前的教师节，《白方礼》在央视电影频道“上映”，他在大港兴华里一居室的出租屋内含着泪看完，激动得一个人跑到海边放声大哭。
　　拍《白方礼》，李佳伦赔了大约五六十万元，却不满意，觉得90分钟无法刻画老人。债务缠身的李佳伦不甘心，2010年9月又筹资拍了《白方礼》续集《麦积山的呼唤》，讲的是白方礼资助过的南开大学学生回乡支教的故事。

老人显然成了李佳伦生活的所有重心。一开始，他妻子还能理解，“男人嘛，能找到一件自己愿意投入的事情也是好事。”然而一次意外的发生让她觉得再也无法承担压力。她妹妹几年前突发脑溢血，急需一大笔钱做手术，但昔日出手大方的姐夫已身无分文，无力相助。
　　不久后，妻子选择离婚。李佳伦说他理解妻子的决定，表情看上去有点痛苦。
　　对李佳伦的打击还不止此。2012年，女儿查出患有I型糖尿病，他却连一台胰岛素仪都买不起。
　　幸运的是，因为拍《白方礼》，那时的李佳伦也已被人熟知。许多好心人得知后给他发短信问候，有的还送来治疗费。
　　“我们素不相识，他们帮我都是冲着白大爷，我是沾了白大爷的光。”李佳伦一直认为，是白方礼教会了他做人，虽然为拍电影受了不少苦难，但好人一定有好报。

一座纪念馆
　　2012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来自白方礼故乡河北省沧县白方礼小学的30名学生，将老人生前助学骑过的三轮车推上舞台，以这种方式向白方礼老人及“白方礼们”致敬。
　　带领这群孩子的是当时白方礼小学的校长白西骞，如今他已经被调往别处工作，心里仍记挂着要为白方礼建一座纪念馆。
　　白方礼小学位于白贾村东南角，掩映在一片枣林之中，门口的两排槐树在微风中摇曳。华北平原难得湛蓝的天空之下，五个铜字已经脱落了一个半。
　　这里是白方礼漫漫18载助学之路的起点。1986年，73岁的白方礼回老家白贾村，发现村里的很多孩子因贫困而辍学，便捐出了多年积蓄的5000元钱，之后做出人生最重大决定——重回天津，继续蹬三轮，目的是助学。

那一年，白西骞正在沧州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附近的学校教书，“听了很多老人的事迹，非常感动，却从未谋面。”
　　2004年，他成为白贾村小学的校长，得知学校仍在用老人的那笔钱给品学兼优的孩子们发放奖品和奖状。工作一年后，白方礼去世，县乡领导去天津参加追悼会，车子太小，白西骞错过了与老人最后的见面机会。
　　白西骞一直记得2008年11月12日这个日子。这一天，李佳伦投拍的电影《白方礼》在白贾村放映。这一天，乡亲们为纪念白方礼，将白贾村小学正式更名为白方礼小学。
　　在越来越多地了解白方礼事迹之后，白西骞特意找人刻了一枚章，印在发放给孩子们的笔记本上。那枚章刻的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而这所乡村小学的校训是“学习雷锋，感恩方礼，日行一善，月捐一元”。
　　因为被白方礼的精神所感动，白西骞和退休村干部白方志等建议在村里为白方礼建一座纪念馆。他甚至列出了相关规划：纪念馆布展将采用“众星捧月”的格局，除重点纪念白方礼，还将列展30位“沧州好人”、60位“海河娇子”、70位“感动河北”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而白方志想得更远，他的设想是把纪念馆修在200亩梨园之内，成为一个乡村旅游景点。“纪念馆的筹建可以拉动经济建设，促进企事业发展，给餐饮业带来很好的效益，既有政治意义，又有经济效益。有白方礼精神可以学，有200亩梨园的景色可看、可玩，有土特产、野味可吃、可带。”
　　白西骞曾在在几个帖吧发过帖子《在老人的家乡白贾村修建白方礼纪念馆，您支持吗》，在他的计划中，白方礼纪念馆造价为35万元。

网友的意见分三类，支持、反对和模棱两可的都有，反对者大多认为“35万”是老人一生的捐款数额，用来给老人建馆实属浪费，不如把钱直接捐给贫困学生。还有网友认为花钱建馆不如建学校。
　　“建纪念馆是一项民间人士倡导的、人民群众参与的公益事业，原动力在民间，建学校则是政府行为”，白西骞回帖试图说服质疑的网友，“发挥纪念馆的教育功能，如果能让一位正在犯错误的官员迷途知返，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又何止几十万元？据说，某某监狱人满为患，正在规划扩建，如果通过纪念馆的建设，能让更多的人弃恶从善，从而少建设一座监狱，这还能算得上浪费吗？”
　　那段时间，白西骞除了在网上发帖，大多时间就是抽空来“到处瞎跑”。“从没有一个人当面批评我，但是我知道肯定有人在背后指责我，甚至嘲笑我：一个老师，一个校长不24小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不把100%的精力全部投入教学，却为了建馆而东奔西走，到处游说，岂不是‘不务正业’？”
　　然而筹建纪念馆并不顺利。直到现在，白西骞已经不再是白方礼小学的校长，白方礼纪念馆还未建成。
目前，计划中的白方礼纪念馆仍然只是位于白方礼小学东南角的一间平房，被命名为“白方礼纪念室”。这里已成为沧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可能是史上最简陋的一个纪念室了：纪念室位于白方礼小学校园里，有两间教室大小，墙上挂着“白方礼纪念室”的牌子。墙上挂着老人的照片，沿着墙摆了三排桌子，上面是众多关于老人事迹的报道。除了这三排桌子，纪念室中间位置用课桌“拼”出一个台子来，上面摆放的是老人的遗物。这些物品全部都直接暴露在空气中，朝上的一面已经泛黄。
　　“有朝一日，纪念馆一定会建起来的。”重回白方礼小学，白西骞唏嘘不已。

一群追随者

从2008年起，湖南大学的贫困学生们有了一项新的助学金可以申请，这是该校神秘校友匿名设立的“白方礼励志助学金”。
　　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这位神秘校友2007年在网上看到关于白方礼的报道，非常钦佩老人的善举。联想到自己上学时的经历，决定在母校设立助学金，并将其命名为“白方礼励志助学金”，每年捐款10万元，资助20名或身体有残疾，或身患重大疾病，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却能保持良好心态、乐观生活、刻苦学习的优秀学生。
　　湖南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透露，以往设立奖学金，不论以个人还是集体名义，都是实名实姓，唯有“白方礼励志助学金”，甚至连校方也不知道这位神秘校友到底是谁。
　　校方只是通过长沙当地的一位老者联系上了出资者。老者曾透露，出资者家境贫困、学习刻苦，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赴美深造，当时身上仅带了一百美元，现在已经在美国拿到了两个硕士学位，已是某跨国公司的总裁。
　　老者还表示，捐助方一再嘱托不愿透露自己是谁，只希望大家记住“白方礼”的名字。每年10万元的慷慨捐助，对于家境贫困的受助学生来说，足以解燃眉之急，也是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困境、勇敢挑战自我的推动力。
　　2012年2月6日，湖南益阳市安化县8位贫困学生收到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红色的助学存折。资助者是天津市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他们从2012年开始，每年往红色存折中打入助学款项，直到小朋友们大学毕业为止。资助者不肯公开自己的姓名，他们写给孩子的慰问信中都是同一个名字“白方礼”。
　　“白方礼们”助学活动源于一条微博。

白方礼小学东南角的纪念馆

　　2012年1月， 天津市大学生村官高丹更新了自己的微博：“村官亲，谁村子里有需要资助的家境困难的小学生，天津市有一批爱心人士有意向长期资助。请有意向者博我”。安化县大学生村官周波看到微博后，通过高丹与天津助学活动召集人取得联系，介绍安化国家级贫困县的概况，并在元旦假期开始了寒门学子信息调查汇总工作，最终确定了8名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资助对象。
　　2005年，在南开大学读法律专业的刘振进入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开始面临毕业后何去何从的抉择。在诸多选择中，他准备报考公务员。
　　那一年秋天，白方礼去世。老人的事迹给了刘振很大的触动，“所谓感动，并非白爷爷的事迹本身有多么曲折动人，而是其精神的闪光点像镜子一样照亮了我心灵中某些隐秘的角落，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并不富裕的家庭，想起自己大学阶段去山东、安徽、河北、贵州等地的农村社会实践时看到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决定报名参加学校组织选拔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
　　最终，刘振从两百多名报名者中被选中，成为南开大学第八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被派往新疆阿勒泰地区二中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受白方礼的感召。
　　天津退休法官陈秋英从2011年起一直资助富民路街道的6名孩子，直到他们高中毕业。湖北律师刘丽燕从2007年起结对资助两名贫困学生，并坚持至今。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成立专门的基金，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如今，白方礼已经成为一个道德符号，入选全国“双百”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2年，正值白方礼诞辰100周年，画家杨林川画了一幅白方礼的油画，素材取自白方礼边蹬三轮边掀起衣角擦汗的著名照片，油画最后定名为《中国首善》。
　　“这位90多岁的老人，辛苦地蹬三轮，赚取微薄的报酬，捐给贫困学生。近20年间他前后捐了35万元，资助了300名贫困学生。他叫白方礼，他是真正的‘中国首善’。” 杨林川这样解释油画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