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1年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科学救国、科技报国、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奋斗史。中国今天的强大，离不开过去这些年科技进步发展的每一个坚实脚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第一颗热核导弹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发射首枚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1984年第一枚“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1988年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我们应该了解并记住这些历史，以及铸就这些辉煌历史、默默耕耘的科学家们。

　　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梁思成……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他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忘我奋斗的感人事迹，凝聚成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共有的宝贵精神品质——中国科学家精神。由原新华社高级记者顾迈男采访撰写的《与20位大科学家面对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精神的一个缩影，管中窥豹，我们可以从书中马世骏、梁思成、李四光、华罗庚、张文裕、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王淦昌、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郭永汉、钱学森、严济慈、谢光选、叶笃正、吴仲华等20位大科学家的成长故事、求学经历、科学贡献及人生感悟等多个方面，看到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完整形态。

“总算到家了！”

　　今日的青少年可能无法想象，甚至无法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何有那么多在海外求学的科学家会放弃优渥条件，并冲破一切阻力，誓要回国效力。那是因为他们“一片赤心惟报国”，深刻明白作为一名中国人，要想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必须首先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并以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为人生理想，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书中《目光穿越时空——钱学森的故事》记录了钱学森的故事，钱学森从1935年到1955年在美国整整待了20年。这20年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拥有丰厚的待遇。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1955年，已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钱学森，毅然返回祖国参加国防建设。

　　《让中国大规模蝗灾变成历史——记生态学奠基人马世骏》中写道，1951年，马世骏从伦敦辗转回到祖国时，在踏上国土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来捧起一把带有祖国芳香的泥土，一边流着热泪亲吻着，一边喃喃自语地说道：“总算到家了！”

　　他们为了祖国需要，可以义无反顾地牺牲个人发展前途和科研兴趣，转向其他研究领域。1961年，周光召响应国家号召，从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回国，从之前研究粒子物理改行，投身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他们以梦想铸国，将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转化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奉献毕生智慧和心血推动科技进步和国家发展。

“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科学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科学家从零开始，以一丝不苟的开拓精神，一步步拓荒，在零基础上开辟新领域，攻克一个个科技难题，填补一项项空白。你可能想象不到，钱三强等人在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没有仪器，就骑着自行车到旧货店采购器材，自己动手研制；没有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才，就自己培养。当有人问朱光亚：“当年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朱光亚未假思索地回答：“没有资料，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一边是一穷二白的研究环境，一边是背信弃义的合作伙伴和虎视眈眈的西方大国，科学家们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以顽强的意志力坚持科学事业，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系列世界性的科技成就。

　　在具体科研实践中，科学家始终秉持着严谨细致、反复求证的态度探求真理，每一项成果都经过无数次的数据分析、逻辑演算和试验验证才得以实现。今日的孩子没有饥饿感，无法想象蝗虫遮天蔽日蜂拥而来，吃掉农作物的景象。马世骏带领的团队十几年如一日，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在野外日夜不停顿地追寻着蝗虫的踪迹，只为发现其繁衍规律，找出根治蝗虫的方法。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长征三号”第三级发动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液氢-液氧发动机。在攻关过程中，“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谢光选与数十位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大量的发动机地面试车试验，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先后共试车130多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完善和修改设计，参试人员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加班加点工作是平常事。地面试验要步行四五十分钟的山路，在山上试车。试车不成功就连夜拉回车间分解，回研究室研究、讨论，随后再上山重来。就这样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一枚全长43.25米、起飞重量202吨、起飞推力280吨的三级大型火箭诞生了。

　　为了加快国家科技发展速度，科学家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个人时光，甚至甘愿以身试险。如“两弹元勋”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带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从1958年起，在茫茫戈壁里，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为中国核武器研制沥尽心血，甚至付出了生命。他们给荒漠注入了生命，带来了喧嚣。在喧嚣终于演变成惊天动地的震颤之后，他们又悄然离去。朱光亚、王淦昌、陈能宽等核物理科学家，由于严格的保密条例，他们从一个信箱号码走进另一个信箱号码，以致家人对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具体地址一无所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可以说是老一辈科学家的集中写照，铸就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光照千秋的精神丰碑。

“中国的‘奥本海默’应该是一群人”

　　在科技攻关行动中，科学家始终以团队利益为重，发挥各自专长和优势，群策群力联合攻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说：“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在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解放军战士和工人的大力协作下取得的。我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像一名普通战士那样，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对这两个称号也很不赞成。他说：“导弹、航天是千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的，一切归功于集体。”邓稼先说：“不要叫我老师，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朱光亚说：“中国的‘奥本海默’应该是一群人，应该是整个集体。”　　

　　在具体科研工作中，他们善于发现和培养青年人才，给年轻一代创造和搭建充分施展学术才华的空间和平台，支持其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确保科技工作朝气蓬勃、基业长青。王淦昌总把扶持后学作为生平最大的乐事，把发现和培养新一代科学家看成是自己对科学的一种贡献。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想方设法培养学生。华罗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后门”，是把敢于对他的著作提出异议的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李政道力促CUSPEA项目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新中国建设培养输送了一大批科技新生力量。他们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脱颖而出，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贡献。

　　科技兴，则国家强，人民安。这应该是一个崇拜科学家、视科学家为英雄的新时代。谨以《与20位大科学家面对面》一书，向我们心中最闪亮的“星”——为祖国强盛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以及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