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盖伦 代小佩 策 划：刘 莉

这件事，说白了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场。而且，需求长期存在。很多人都有发表论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又是稀缺资源，发核心期刊、发SCI的要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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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瞳工作室出品

　　近期，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对学术论文造假、违规使用科研项目资金等案件进行了调查。9月16日，其通报了已完成调查处理的9起违规案件，其中7起涉及论文买卖。买家来自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山东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等。

　　在这些交易中，均出现了第三方论文代写代投机构的身影。

　　这些机构，以翻译公司、科技服务公司或文化传播公司之名，行论文买卖之实。从论文撰写、选刊投稿、审稿改稿到最终发表，提供“一条龙”服务。

　　论文中介，怎么就能做得风生水起？

　　“要是违法的话，我们能干这么久？”

　　2010年年初，《长江日报》刊发一则报道，披露了武汉大学沈阳研究团队的发现：买卖论文在我国已形成产业，2009年产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

　　现在在百度上以“发论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排名靠前的几家网站中，均有客服表示可以“代写”“代投”。

　　更有门路的机构，则直接打入了科研人内部。汕头大学医学院教授李韵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介会混进学会的一些微信群，加科研人员为好友，在朋友圈里推广他们的业务。“我之前拉黑了好几个。”

　　不久前，李韵又在朋友圈上发现了他们的小广告：重磅重磅，SCI 0-1，20年8月上线，9月检索转让。

　　商品已经摆在这里，就等着有心人询价了。

　　几年前，因为选题需要，科技日报记者曾与某在京论文中介公司的客服辛科（化名）接触。近日，记者再次登上许久不用的账号时，发现辛科仍然“敬业”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发来问候：您好，请问现在有论文发表的需求吗？

　　他称自己所在的机构是一家研究院，和海内外科研团队均有合作，出的论文全是“一手货”。机构业务范围广泛，从著作教材、专著专利到课题申报，只要是职称评审和毕业需要的，他们都能“保驾护航”。

　　得知需求，再匹配需求，这一套流程，辛科已经做得驾轻就熟。他定期在QQ空间贴出已经被杂志接收的只需要小修的论文，如有客户需要，交易后更换或者加上买家名字即可。“时间紧就用已经通过的论文，要是时间宽松，就拿还在走流程的论文，或者再找人给你写。”

　　不仅是论文。书籍、专利，甚至课题，给钱，中介都许诺可以挂名。

　　记者表示，需要一篇影响因子不限的电子信息方向的SCI英文论文。辛科开出“底价”——7万元。他表示，只要交了钱，买家什么都不用管了，等着就行。

　　“有些心虚啊。”记者跟他闲聊。辛科觉得记者有些“矫情”：“要是大家都像你这么想，生意还做不做？发表论文，关系到评职称和毕业，都是人生大事。”

　　后来，科技日报记者又在网上联系了其他中介机构。

　　上海的一家“科技信息服务公司”，客服张莹（化名）一上来就先打了一大段话：“与我们合作的客户很多，每个月都是合作几百篇文章的。SCI、EI、南大核心、北大核心，都有合作渠道，很多教授、博士都是由我们代为发表，代理的好处就是速度快，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代理发表，不是您正常的投稿方式，我们是跟杂志社合作编辑直接收稿，内部渠道，可以保证录用发表。”

　　记者表示，想要儿科方面的英文论文。对方迅速为记者选定了目标期刊，代写、代投，报价2.5万元。这一费用包括文章修改润色费、公关费、咨询费、服务费、审核费、版面费等全流程费用。如果记者已有论文，只由公司代投，费用则为2.1万元。

　　张莹说，为保证买家权益，他们会签订正规合同。“要是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发表，不收取任何费用，赔偿您双倍损失。”而且，由于记者是第一次和他们合作，可以给九折的新客优惠。“我们就是做口碑，您要是满意了，可以介绍朋友同事来投稿发表。”

　　按照张莹介绍的流程，确定“合作”以后，论文买家要填写一份自己的基本资料和写作要求，先交50%费用，用作代笔费和操作发表费。收到杂志社的录稿通知书后再付余款。杂志出刊后会快递两本样刊、录稿通知书及发票，方便买家报销。

　　“题目可以您自己定，也可以我们安排老师给您拟定，根据您的方向写作。我们合作的老师多是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教授和博硕士精英，专业代写经验丰富。”张莹跟此前辛科的“套路”一致：公司都正规，团队都是大牛，经验都很丰富。

　　论文代写代投，违法吗？张莹坦言：“打的是擦边球。”辛科反问：“要是违法的话，我们能干这么久？”

　　花10万为人买两篇论文：省时也省力

　　中介公司为什么能包发包过？

　　业内人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些公司中，有的可能真有门路，和期刊编辑部有来往；或者确实熟悉论文发表的套路；但有的，只是虚张声势。

　　但就算被骗，敢舍下脸面报警打官司的论文买家，也是少数。

　　前两年，为帮助在某985高校读博士的前女友，刘洋（化名）决定帮她买论文。

　　他知道，这个市场“水深”。稳妥起见，刘洋找到大学时交好的老师，请他推荐论文代写代投中介。

　　“核心期刊的主要客群还是在学校。通常，老师要评职称，没时间写论文，就会买卖论文。一些老师已深谙其道。”刘洋向科技日报记者分析。

　　果然，熟人推荐的中介“靠谱”。刘洋和中介在微信上聊了几个回合，很快谈妥，交了2万块定金。“收到初稿，修改，然后又收到了回执和录用证明，整个过程挺顺利。”

　　刘洋买了两篇论文，都是以金融为主题，每篇不超过4000字。一篇北大核心，一篇南大核心，代写代投机构还送了一本书的副主编署名。

　　这一切，花了刘洋10万元。“拿着这些材料，去个三流大学，评副教授都够了吧。”刘洋自己并没有从事科研相关工作，对科研诚信，他表现出的态度是无所谓。“花钱买论文，对一些人来说算是省时省力。你自己真心要做研究，文章写得也特别好，那是不愁。要是完成不了，无法毕业，或是职称晋升有阻碍，买论文还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他也知道，找枪手肯定不道德，但“违法不违法我不知道”。

　　其实，期刊编辑在工作中，也在和代写代投机构“斗智斗勇”。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刘清海曾撰文称，在目前国内论文造假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科技期刊不得不付出大量的心血用于防范学术不端文献的发表。

　　他分享了个小故事。2014年4月底，他在处理一批退修稿件时发现，有几篇稿件超期还未修回，考虑到作者费钱费力做研究不易，就打电话和作者沟通。结果，接电话的人自称是作者的先生，反应也很淡漠。刘清海感觉奇怪，搜索后才发现，论文作者单位为天津某中心医院，留下的手机号码号段却在广西桂林。

　　后来，刘清海找到作者单位座机，辗转联系上了作者。这位作者解释，之所以留下的是桂林的手机号，是因为该论文由南方的同学帮忙投稿。“两人说法是矛盾的。”刘清海判断，此篇论文为代写代投。

　　他总结了代写代投论文的几个特点：一般来说，论文作者数量较少；采编系统中所留作者信息量少；采编系统中只留手机，手机号码所在地与作者单位所在地不符。具体到论文本身来说，学术不端文献检测能通过，但显示“可能已经提前检测”。刘清海分析，应该是代写代投机构熟悉编辑部运作规律，因此，提前通过特殊途径查重，剔除或修改重复文字后才投的稿。

　　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肝胆胰外科杂志》编辑部曾分析了该期刊从2015年1月到2016年7月投稿系统中来自不同单位却使用同一密码的86名作者及其所投的93篇稿件。经编辑部综合审定，其中82篇初步认定为代写代投稿件。他们指出，从目前来看，代写代投现象没有得到改善，且必将长期存在，期刊编辑仍然要长期面对这些混杂在来稿中的代写代投稿件。

　　专家建议将论文代写代投行为入罪

　　“这件事，说白了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场。而且，需求长期存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印波向科技日报记者感慨，很多人都有发表论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又是稀缺资源，发核心期刊、发SCI的要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稀缺性。

　　此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七届五次全委会上，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指出，近年来，第三方中介机构代写代投、伪造论文评审意见、雇“枪手”代写基金申请书等新情况时有发生。针对第三方中介机构，陈宜瑜表示，基金委目前没有对其处理的途径，他呼吁有关部门严厉惩处，遏制这类问题继续恶化。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

　　张莹所在的代写代投机构显示注册地为上海黄浦区。科技日报记者拨通了上海黄浦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工作人员认为，论文代写代投机构不归他们管理，应属于文化领域类。“至于具体归谁管，要咨询有关司法部门。”辛科公司所在地为北京市通州区。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清楚论文代写代投机构归谁管。

　　据媒体报道，2017年中国科协相关领导曾公开表示，要共同商请中央网信办、国家工商总局开展清网行动，打击代写代投论文“黑中介”。但到目前，此事未见后续进展报道。相关部门内部人士透露，对这类中介机构，确实缺乏有效监管，也缺乏监管的有力依据。

　　印波指出，在法律法规和国家管理层面，对买卖论文的社会中介组织、网站和个人，均只有概括性地规定由主管单位处理。其实，论文代写代投事件的处罚主体，往往还只是购买、代写的“体制内”主体——像学校的学生、老师、科研人员等，对于外部的经营者——尤其是第三方中介机构，依旧缺乏足够的规制手段。

　　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基本上认为买卖代写代投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很少有出于署名权的专属性考虑，认定买卖论文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只有在所买卖的论文涉嫌剽窃时，才有可能由被侵权人追究买卖双方的连带侵权责任。

　　对于论文买卖协议本身的合法性，从过往判例来看，只要论文卖出方依照合同约定向购买方提供了论文代写、代投服务，法院往往对此持较为宽松的态度，认定协议有效。只有在涉及职称论文代写代投个别情况下，法院才认为该协议违反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合同无效。“再说，一般情况下，只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又会去告发中介机构呢？”

　　科技日报记者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看到，曾有向中介机构购买论文代投服务的科研人员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了国办发（2015）9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中“不准利用中介机构或其他第三方代写或变相代写论文，或通过金钱交易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通知精神，也违反了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卫生计生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七部门联合下发的《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通知，属违反国家法规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属无效。但法院认为，通知系政策性文件，非行政法规，科研人员欠缺证据证明该代理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代理合同应属有效。

　　在印波看来，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仍无法有效地惩治买卖论文的行为，更不足以对第三方中介机构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他直言，对于这一扰乱科研秩序的行为，需要运用刑法予以规制。“刑罚应当成为打击组织论文买卖、代写的强有力手段。”印波研究过国外的一些做法。2018年，爱尔兰立法禁止论文造假，为学生代写论文或代人参加考试等成为犯罪行为，发布与这些服务相关广告的人也构成犯罪。

　　前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指出，要积极开展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

　　不过，在刑事上，我国没有直接针对论文代写、代投犯罪的法律条文。除了在论文买卖过程中涉及非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外，现实生活中众多的论文代写、代投行为均无法以刑事规制。“适用刑法条文规定的相关罪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障碍。”印波指出。

　　论文买卖、代写大致包括三类主体：一是论文需求方，二是中介机构，三是论文的代写方。印波认为，三者相较之，组织者即论文买卖、代写的中介机构的危害最大，且存在监管空白，对其进行刑事规制也更为紧迫。

　　印波建议，可以以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增设新条文，将组织买卖、代写论文罪列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罪”中。另外，组织买卖、代写论文罪的论文范畴建议限定在学位论文、职称论文、期刊论文以及与国家级科学基金相关的申请书及结项报告等。在量刑方面，可以参照组织考试作弊罪，采取自由刑和罚金相结合的形式。

　　“组织论文买卖、代写行为，不仅破坏科研秩序，浪费科研资源，还践踏学术公平原则，产生大量现实危害。”印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有了对应罪名，能对这类行为构成威慑。但是，真正要建设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还要从写作主体自身学术道德修养、行业的自律与监督和法律规制三方面同时发力。

新闻链接

两次大规模撤稿事件 均涉及第三方中介机构　　

　　1

　　2015年3月开始，英国现代生物、施普林格、爱思唯尔和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出现的4批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国作者的论文有117篇。其中，23篇标注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另有5篇被列入已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书。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调查，第三方中介机构在这些学术不端的案例中扮演重要角色。上述28篇与基金委相关的被撤销论文都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润色”并投稿，还有部分论文完全是通过买卖请人代写代投。其中，有近一半的论文投稿，与一个名为“上海丰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三方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该公司伪造通讯作者邮箱、伪造论文审稿人邮箱、提供虚假审稿意见。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相关规定，基金委对涉事作者作出处罚，最严重的处罚是7年内禁止申请科学基金项目。

　　但在相关报道中，未见对中介公司的处理结果。

　　2

　　2017年4月，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旗下《肿瘤生物学》期刊2012年至2015年发表的107篇论文。这些论文均来自中国作者。

　　后经调查发现，107篇论文中，有2篇论文系《肿瘤生物学》重复发表；1篇系《肿瘤生物学》期刊自身错误撤稿，作者没有过错；101篇存在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的问题，其中95篇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6篇由作者自行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这101篇论文中，有12篇系向第三方机构购买；其余的89篇由作者完成。

　　相关部门对涉事论文作者承担或正在申请科研项目（基金）、基地建设、人才计划和科技奖励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对相关科研项目、基金等予以暂停。

　　但在相关报道中，未见对中介公司的处理结果。

　　（本报记者 张盖伦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