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孟子》，扑面而来的就是孟子那高扬的仁政理想和昂扬的大丈夫精神，这是孟子区别于其他诸子最明显的特点。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孟子的仁政学说，含有不少独辟的积极思想”，是“封建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执著地以大丈夫精神倡行仁政理想，则是孟子一以贯之的人生轨迹。诚如东汉学者赵岐《孟子•题辞》所说，“守志厉操者仪之”“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旺神高志，开襟抱，升境界，油然集义，沛然聚仁，浡然而耸天下情怀，两千三百年间，陶冶化育，铸就多少英杰和伟人品格。

游说诸侯

思济斯民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生有淑质”，天赋甚高。稍长，拜孔子的嫡孙子思的学生为师，“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赞叹道：“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说自己在历代先圣中，最倾心于孔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终生修为，一皆以孔子为楷模。因慕孔子“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

拿什么“济斯民”呢？孟子与齐国幽默大师淳于髡，有过一次十分风趣却意义深远的问答。淳于髡语藏玄机，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吗？孟子答：是礼。淳于髡刁钻地又问：既如此，嫂嫂掉进水里，可以用手援救吗？孟子答：嫂嫂落水不援救，那是豺狼。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是通常的礼仪规定；嫂嫂落水用手去拉，是为救人而应急变通。淳于髡乘机发难：既然嫂嫂掉进水里都可以伸手去救，如今整个天下都掉进水里，先生却不伸手援救，这是为什么呢？孟子正色答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孟子这里所宣示的援救天下之“道”，就是仁政。正是怀着救“天下溺”的伟大抱负，孟子针对当时的社会病症，将孔子提倡的“仁”，由一种伦理观念，扩充发展而为“仁政”学说，热诚向各国君王宣讲，竭力促其变为社会现实。

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故事，以及《孟子》一书为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生产利益的辩护、对市场交易细节的描述，清楚地透露出这样的历史信息：孟子出身并不高贵，他虽为春秋时期鲁国权贵孟孙氏之后，但他家在邹国这一枝却没落已久，他生于一个和工匠、商贩杂处的寒士之家，且居无定所，经常迁徙。父亲早逝，母亲靠做女红勉强维持生计，并供孟子求学，曾“以刀断其织”，警示少年孟子：若不刻苦自励“学以立名”，就将“不免于厮役”，沦为奴仆，连寒士的身份也保不住。

这样的生存经历，使孟子比先秦其他诸子更具体地了解寒士及其更下层民众的苦难，更多一些民众情怀。读《孟子》你会发现，遇事，孟子常常是从民众的角度去思考、去解难。这更是孟子区别于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诸子的一个鲜明特点，尤其值得点赞。孟子深知，在他那个时代，民众最大的苦难在两个方面，一是暴政虐民，一是征战杀民，他的仁政学说，便是为民众除此两难而创立。

痛斥暴政

解民倒悬

邹国与鲁国打了一仗，由于参战百姓的消极，邹军败得很惨，军官死了33人，百姓却无一人战死。邹穆公决定严惩这帮百姓，但一时定不下具体惩处的办法，杀吧，人数太多，法不治众，何况邹乃极小之邦，民众本就不多，岂敢滥杀？不杀吧，这帮人竟眼睁睁地看着长官被敌军斩杀而无动于衷，可恨得很。于是向孟子讨教：“如之何则可也？”孟子虽出身贫寒，但毕竟是士，尚属于低级贵族，按常理，应本能地站在战死将官的角度，指斥临战消极的百姓，并进而为国君献上惩处妙招。然而全然相反，孟子张口就直批邹穆公为政之非，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所以，“民今而后得反之也！”是你暴政虐民，导致了百姓的报复。正确的做法，不是惩处百姓，而是彻底变革国策，除暴政，行仁政，“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痛心民众的生存危机，孟子一再痛斥暴政：“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他揭露君王们暴虐成习，“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老百姓被暴政逼死饿死，竟然说：这不是我为政的过错，是年岁不好。这与拿刀杀了人，却强词夺理说：人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有什么不同！他认为：“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正是易于推行仁政的时候。

齐宣王问孟子：“德如何则可以王乎？”孟子答曰：“保民而王”。要从经济上满足民众的基本所需。“民无恒产，因无恒心。”所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孟子向齐宣王描绘了早已成竹在胸的仁政治下的民众生活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并信心满满地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向往仁政

爱民惠民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天下一统的历史进程正日益加速。不仅大国之君，甚至个别小国之主，都急着争当统一天下的王者。富国强兵、杀伐争胜，几乎是所有诸侯认定的一统天下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之路。诸侯国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已属家常便饭。孟子坚决反对这种残暴之行，说这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所以，“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任继愈先生说：秦汉统一前夕，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和有识之士，都在“为统一天下勾画蓝图”。孟子主张施行仁政以获民心，得民心必得天下。说桀、纣之所以失天下，就是因为暴政虐民而失去民心。他认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用生动的比喻，对此作了形象的阐述，他说：“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老百姓逃避暴政，向往仁政，就像水朝下奔流，兽向旷野奔跑一样，出于本能，迫不及待。如同水獭撵着鱼儿逃向深渊，鹞鹰撵着鸟儿逃向森林，正是桀和纣用暴政逼着民众归附力行仁政的商汤和周武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现在有哪个诸侯愿行仁政，则其他暴政虐民的诸侯们都会撵着民众逃来归顺。“虽欲无王，不可得矣。”即便你不想做一统天下之主，也由不得你。如果能像周文王那样力行仁政，统一天下便是指日可待了，“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於天下矣”。

孟子主张全面实施惠民政策，“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乐意到朝廷任职；完善市场，免征商税，“则天下之商皆悦”，乐意来做生意；关卡只是稽查而已，却不收税，“则天下之旅皆悦”，乐意来此旅游；免去农业税，“则天下之农皆悦”，乐意在田间劳作；居住地没有针对侨居者的额外摊派，“则天下之民皆悦”，乐意来此定居。孟子说，“信能行此”五项仁政，不仅会得到本国民众的拥护，也会为“邻国之民仰之”，就可因之而“无敌於天下”。能无敌于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由这样的王侯统一天下，那是必然的了。

孟子引用孔子的话：“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认为仁德之力，不能拿国家民人多寡衡量，只要国君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所以，像宋那样的小国，听说其君要行仁政，孟子也要急忙赶去助力。学生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商、周初起，也是小国，因行仁政，出兵征讨暴政虐民之国,得到该国臣民的拥护,盼之“若大旱之望云雨”“箪食壶浆以迎”，因此“无敌于天下”。宋君“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齐、楚虽大，何畏焉”，这显然是孟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宋王偃很快就一败涂地，宋最终被齐所灭。孟子对仁政的向往，已经到了不计后果，拼了再说的地步。

不嗜杀人

可一天下

孟子对此深信不疑，陶醉不已，走到哪里，宣讲到哪里。初见梁襄王，梁襄王突然就问：“天下恶乎定？”战乱的天下咋样才能安定？孟子张口即答：“定于一。”统一了，天下就安定了。梁襄王急着又问：“孰能一之？”谁能统一天下？孟子应声作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因为当今各国君王，没有一个不好杀人，若有一个不好杀人的，天下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他去解救，势不可挡地归附他，天下自然就由他统一了。

燕国内政倒行逆施，引起大乱，构难数月，百姓惊恐怨恨，齐宣王想趁机伐之。派人问孟子：“燕可伐与？”孟子答曰：“可。”齐宣王遂出兵。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军仅用五十天时间，就拿下燕国。但齐军在燕却滥施杀掠，遭到燕民反抗，一些诸侯因谋伐齐救燕。齐宣王向孟子讨教对策。孟子指出，这都是“不行仁政”所导致。本来是“燕虐其民，王往而讨之”，燕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齐军却“杀其父兄，系类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建议齐宣王迅速下令纠正。齐宣王不听，齐之败局遂定，到其子湣王时，竟一度差点被燕与诸侯联军所灭。

孟子赞成齐宣王伐燕，对后世的正义战争产生过积极影响。南宋爱国词人刘过就曾以之赞颂韩侂胄发起开禧北伐。其词《西江月•贺词》曰：“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巧借孟子儒家亚圣的地位，对当时闻战色变，一味主和，实乃主降的道学家予以当头棒喝，给韩侂胄的抗敌壮举作了高度评价。

诚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孟子却力倡仁政，主张爱民惠民，反对嗜杀滥杀，“是以所如者不合”，历游齐、魏、宋、鲁诸国，其说均不被采用。但孟子从不消极，更不灰心，愈挫愈奋，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将仁政理想传之后世，为人类政治文明和军事文明建设，留下一笔无比珍贵的财富。

刘隆有